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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时务学堂：湖南人何以敢为人先
2017 年11 月29 日,时务学堂成立120 周年.
这座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最高学府,可能许多人并不知晓,但它是戊戌维新期间的直接产物,是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名师汇聚之处,更是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之处.薪火相传,她见证了学堂师生的情深义重与生死挚交,见证了湖湘近代化历程中最为艰辛的岁月,更寄托了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时务学堂虽然从成立到被取缔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其处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历史夹缝中的背景,却决定了其成为湖南从传统守旧转变为激进开放的关键力量.总教习梁启超公开撰文：“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点燃了湖湘学子的救国之意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时务学堂的诞生,点燃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火光.
1897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夜幕笼罩下长沙城小东街（今三贵街）的一间学堂里,师生们围坐一起,观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幻灯片放映.在投影屏上,学生们看到了英国伦敦的皇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轮船、兵器库,看到了西方动物园中才有的狮子、大象、驼鸟,甚至还看到了英国“日不落帝国”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画像.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灯片放映,这座学堂名叫时务学堂.
甲午战败对湖南人刺激更深一层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中,总有湖南人的身影.这一由湖南人所构建的湘学群体在时代交替中达以顶峰,并促使了晚清今文经学、大乘佛学以及西学东渐的融合.
而在此之前,湖南人却并非一个整体开化较早或提前接受启蒙思想的群体.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长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域优越感之中.有位外国观察家如是评价：“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
固执与顽强,成了近代湖南人的“特质”.并且湖南地处内陆,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外影响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社会风气趋于保守.虽然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中湖南人居多,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但是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在内的洋务运动先驱,其主要活动和创办的洋务实业多在外省而并不在湖南,因此他们的洋务思想对湖南影响较小,湖南反而“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这种固执自大的心态,成为甲午战前湖南人拒绝改革的思想因子,以致其在拔电线、拆铁轨之外,甚至聚众围攻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宅子,并大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种种行为与迹象,已将湖南彻底变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顽固保守的大本营.湖南的近代化进程因此而受到强烈阻碍,以至晚其他省份近30 年.
面对甲午战争中打着湘军大旗的李光久、魏光焘兵败于辽东半岛的局面,挽救了清朝命运的湘军面对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创造奇迹,昔日战绩构筑的壁垒如今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的心态终于有了转折.谭嗣同曾在致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示,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结束了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这样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
正由于之前的闭塞,甲午战败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因而,短短几年间,湖南由万马齐喑的排外格局转变为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激进的省份,湘中官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纷纷觉醒.此时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开风气的士绅领袖,其中既有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思想激进的士绅新秀,他们大多年轻有为,敢作敢为；也有皮锡瑞、欧阳中鹄、朱昌琳等热心地方事务的士绅名宿,他们老成持重、稳健熟稔.与此同时,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员,如巡抚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两任学政江标和徐仁铸.官绅都有志于开风气,这在当时的中国各行省中十分难得.
湖南维新运动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批维新骨干入湘,湖南成了维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动湖南维新走向；二是德国抢占胶州湾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加快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逐渐显露,民族救亡的意识深深渗透到湖南人的思想中.
历史选择了湖南.时务学堂,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
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
时间追溯到1896 年的冬天,最早提出创办时务学堂的是湖南湘乡人蒋德钧（1851—1937,曾任四川龙安知府,因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然而最初却是以长沙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立工艺学堂作为创办动议,类似于现在企业中的员工培训机构.这一提议得到了宝善成公司创办者王先谦、熊希龄的认同,亦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并亲自将其定名为时务学堂.
学堂开办之初, 首要问题即是经费.为此,熊希龄与蒋德钧于1897 年4 月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拨督销局盐厘7000 金作为办学经费,然而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却横生枝节,要求将7000 金中再分拨2000 金以作他用.熊希龄坚决不从,在湘中官绅的周折努力下,最终于重重困难中保全了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随后,陈宝箴又上书光绪帝申请拨款1.2 万两用作学堂常年经费,至此方才解决了时务学堂的经费问题.
在筹备经费的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亦趁在江浙沪之机,着力进行图书和仪器购置等工作.曾开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的谭嗣同热心襄助他们的仪器购买事宜,并将杨仁山（曾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的参赞）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售卖予时务学堂.
教育家朱经农曾回忆,当时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就在时务学堂阁楼上,学生们可以在此观测各类行星.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谭嗣同、熊希龄的努力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谭嗣同还推荐杨仁山之子杨自超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其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布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
时务学堂选址在长沙城北一个叫侯家垅的地方.在校舍建成前,熊希龄暂时租赁了原乾嘉重臣刘权之的旧宅作为校舍,这座南北向的小院子前后共有五进院落,西边为学生宿舍.学堂主入口位于今天的中山西路上,即是以前的小东街,东西北分别为三贵街、福庆街、连升街,是个传说中的“风水宝地”.
陈宝箴亲自为时务学堂拟定了《招考告示》,张贴于省城的大街小巷.这份告示放在今天来看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时务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可保送京师大学堂,或公费出国留学,最差也可保证派充使馆译员,或担任南北洋海军、船政局、制造局等控股企业办事员.
如此优厚的工作分配制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学子,第一批招生名额仅有40 人,却吸引了4000 人前来报名.录取率之低,可谓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学如章士钊也未能考中,被时务学堂拒之门外.并且,即使是第一批考入时务学堂的40 位学生,也未能全部留下.录取3个月之内,学堂进行甄别考核,中西教习会同绅董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综合评定,最后确定合格学生共计27 人.
时务学堂是个“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学校,学生中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生,用学堂之法教学；专学中学而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生,用书院之法教学.但后来,内课与外课生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考生的优秀程度,成绩最优者方能成为内课生.
蒋德钧在北行之时,亦将为学堂物色总教习作为重要任务.经黄遵宪的推荐,康有为的弟子、上海《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成为首要人选.梁时年仅24 岁,却已然名动天下.作为《时务报》的顶梁柱,报馆总理汪康年自是不愿放人.
为此,陈宝箴专程为梁送去聘书,再由熊希龄想尽各种办法对汪康年施加压力.最终在各方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松口,梁启超于1897 年11 月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从上海抵达长沙,使得外国人眼中的这座“铁门之城”堪称集一时之萃.
至此,时务学堂成立了包括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在内的9 人董事会,决定和讨论与学堂相关的重大事件.同时,陈宝箴委任熊希龄担任学堂总理绅,即校长.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谭嗣同、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王史担任西文分教习,许奎垣担任数学教习,地理学家邹代钧担任舆地分教习,另由杨自超担任测量教习.
点燃湖湘少年的救国之意气
1897 年11 月29 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当日,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撰联“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以示庆贺.总教习梁启超亦撰写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并刊于报纸向社会公布,他以不同凡响之笔法点燃了这批刚刚入学的湖湘少年的救国之意气：“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
梁启超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他提出应“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理念,灌输“国家主义”的思想,要求学生将读书、立志与经世紧密结合,树立“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志向,为国家自强、民族救亡献身.由此,时务学堂的政治氛围“激变”,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
在课程设置上,梁启超做出了明确的规划,采用“中西并重”的教学方针.他将学堂所学科目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大门类.溥通学,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五大类；专门学,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专业课程,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大类.学生初入学堂,需要统一学习溥通学6 个月,期满之后方可学习专门学,同时仍要学习溥通学.
不难看出,课程设置既有中文以及传统文化的学习,亦有西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学习,已经具备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雏形.这样大胆改革教学内容,不仅将时务学堂变成了维新运动的前沿阵地,更是一次近代化思想的启蒙行动.
除去课程设置,时务学堂亦对学生规定了不同时期所须阅读的书目.为此,梁启超亦经过了极为精心的设计.他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两大门类.专精之书,学生必须认真完整研读,并仔细揣摩,读书时间须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学生可以“随意翻阅”,读书时间占到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即可.梁启超强调此二者不可偏废,“无专精则不能成,不涉猎则不能通也”.
他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包括《春秋公羊传》《万国公法》《 几何原本》《 日本国志》《 化学鉴源》《 万国史记》《格致汇编》等,其书目列举范围甚广,书籍报刊均在阅读范围内.将古典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融为一体,学生们在课堂上无不屏息静气,沉浸其中.这种中西并重的教学打破了独尊儒术的传统观念,使学生们能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树立新的近代国家观念,探求自强之路.
在教学方法上,时务学堂则提倡灵活多样,梁启超拟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要求学生每人准备札记两册,将读书心得记于其中,五日一交,由教习批注,并在教室中设置一问题匣子,读书有疑义均可投匣提问.为给学生批阅札记,梁启超时常通宵不睡,并且每条批语达数千言之多,对于学生新颖的思想和认知,他不吝惜赞美之词而褒扬有加,尽可能多行鼓励.这种既有教授,又有答疑和互动的教学方法,一反传统旧学不顾学生思维、填鸭式的教育,迅速发挥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时务学堂的考核制度亦与现代高校的“学分制”非常接近,学生所作札记由教习评定后给予等级分数,最差者给半分,最高者可达3 分,每月30 分为及格线,溢分者给予银两奖赏,林圭、蔡锷、李炳寰、唐才质等常常溢分达50 余分.同时每季大考一次,将成绩排名贴于学堂大门之上,并刊登于《湘报》《湘学报》.除此之外,优秀学生的札记亦予登报,甚至被编印成书,出版发行.这种方式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故而意气风发,于学业有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
时务学堂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良好的社会影响,除了梁启超的个人魅力外,也离不开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教育团队.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既是梁启超事业的盟友,又是梁启超生活中的挚友,他们不仅能贯彻梁启超制定的教育方针,更能实际带领学生共同研习学业和时务；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常与梁启超无拘无束议论时政、共抒志向,成为知己.
作为学堂的教习,谭嗣同曾介绍他的两位挚友唐才常、江标与梁启超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即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的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一首.江标擅长金石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在他卸任学政预备离湘之时前往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此砚和诗铭,忍不住连夜将此铭刻于砚上.刻完之时,已到第二日晨曙,谭、梁、唐送别江标于舟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十分爱惜这方见证着四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挥泪写道：“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正是这样一个团队所凝聚的理想和心血,开启了湖南的民智,开通了湖南的风气.
新旧之争水火不容
梁启超在26 年后曾回忆起他们在湖南的“离奇思想和举动”：“那时的青年都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两个目标去,而我们在湘做的事,分作四项是：办时务学堂；组建南学会；办报《湘报》；办刊《湘学报》.南学会是公开讲演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的话.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
南学会是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立的,讲期定于每周的星期日进行,由社会名流、学者登台讲演.讲演者中,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除此之外,陈宝箴、欧阳中鹄、曾广钧以及时务学堂教习李维格、杨自超亦登台讲演.
南学会之讲演涉及时政、经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算类等方面,极大开拓了时务学堂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既是对学堂教学极好的补充,也是鼓励学生多方学习甚至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时务学堂在一年之内共举行过3 次招考.包括两次补录在内,时务学堂录取人数共计264人.
然而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时务学堂最终还是引来了激烈的纷争,毕竟两派的教育宗旨和目的不一样,守旧派的育人振国是和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维新派的教育目的则在于以平等的政体代替君主专制的政体,实现国家的富强.因此,新旧两党为此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程度,其纷争一直持续到北京的戊戌政变发生之后.
引发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的重要“物证”即是梁启超为学生动辄千言的札记批语.守旧派代表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学生苏舆把梁启超所作批语收录于一册,并取名为《翼教丛编》,以此作为攻讦维新派的有力证据.所收录札记中关于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等方面的激烈言论引起“全湘哗然”.
除此之外,梁启超与谭嗣同还曾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并加以按语,秘密发放给学生阅读,表面君主立宪的改革呼号暗中已经演变为废除君主制度、启蒙革命思想的本质.这样言辞激烈的批语和行为,为之后水火不容的湖南新旧党争乃至之后的戊戌政变的发生都埋下了伏笔.
梁启超曾在1922 年回顾这一时期学生在接触了西方民权思想后的社会反响：“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当时王葵园（王先谦）、叶奂彬（叶德辉）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维新派此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在陈宝箴的折中妥协下,熊希龄受命送学生赴日留学,由黄遵宪担任学堂总理官,汪康年为总理绅,而此时的梁启超早已受师命“即刻赴京”离开了长沙,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中文教习被辞退,时务学堂的维新色彩顿减.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遭到搜捕.梁启超和11 名时务学堂的学生逃亡日本,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于9 月28 日遭到清政府处决.第二天,学政徐仁铸被清廷革职.10 月初,陈宝箴、江标、熊希龄亦被革职,时务学堂交由守旧派接管,名实俱亡.
近代史政治舞台上第一次优秀演出
戊戌政变以后,原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建立联系,意图联合各方在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勤王起义.那时,原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蔡钟浩、范源濂、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质,以及广东人冯自由、郑贯一等20 余名学生正在日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这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日夕高谈革命”,并且许多人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命.唐才常很快吸纳了这股年轻的力量,锐意回国发难.
1899 年9 月,在他们回国举事的前夕,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别会.这天之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回忆：“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1900 年春,唐才常于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并于次年7 月组建了自立军,计划于8 月9 日在长江沿岸地区的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发难.然而因资金耗尽和消息泄漏,自立军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剿灭.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学生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22 人被清廷杀害在武昌紫阳湖畔,蔡锷、唐才质得以侥幸逃脱.
林圭是湖南湘阴人,毕业于时务学堂二班,品学兼优,屡次考试均名列前茅,位居“溢分”之榜.林圭素来仰慕谭嗣同的为人,谭亦对他十分器重,曾赞许他为“造世之英雄”.林圭常说：“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林圭面貌清秀,“身高而瘦,说话时目光四射” ,是自立军中仅次于唐才常的领导人.他以25 岁之年葬身紫阳湖畔,却点燃了革命之火.
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中另一位高材生,湖南慈利人,他是第一期招生考试中的第一名.唐才常胞弟唐才质曾回忆他：李炳寰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曾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人,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炳寰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李炳寰与老师唐才常一同就义于紫阳湖畔,时年仅23 岁.他的父亲李树芳亦遭株连,被清廷杀害.
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近代史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师生之间的肝胆相照更是前所未有.当年学堂年纪最小的学生蔡锷更是近代史上被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锷（字松坡）原名蔡艮寅,湖南邵阳人.唐才质在时务学堂初识蔡锷就对他印象尤佳,他曾回忆道：“松坡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知少年好学,根底甚为深厚也.”蔡锷被江标、徐仁铸两任学政所赏识,并被徐仁铸推荐参加时务学堂首批招生考试,在15 岁那年从邵阳出发,赶了几百里路到长沙,并于4000 多人中脱颖而出,拿到第三名,成为一班中文内课生,是时务学堂中最负盛名的“学霸”,《湘报》曾数次登载他优异的成绩.在学堂中他多受梁启超提携关怀,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蔡锷所写的札记,梁启超动辄批阅上千字,并多有“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等赞赏之语.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历经艰辛辗转出国,找到老师梁启超,并参与到了自立军起事之中.在经历了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老师的为国殉难之后,他深受刺激,于是更名蔡锷,取意“刺破青天锷未残”,并决意以身报国.
1912 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职,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曾有言：“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蔡锷辗转回到云南后当即通电讨伐袁世凯,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最终使得袁世凯在护国浪潮中忧惧而死.
1916 年11 月8 日,蔡锷因病情恶化,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4 岁.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为蔡锷致悼词时泣不成声.后来他将蔡锷生前所用的九狮刀、望远镜、勋章、军装等遗物收集起来,建立了纪念蔡锷的“松坡图书馆”,他甚至还把蔡锷的大幅戎装画像悬挂在自己饮冰室的卧室墙上,以示怀念.
1922 年8 月,梁启超重回长沙,专程重游时务学堂旧址,在蔡锷住过的宿舍内,据说他曾伫立良久,回顾往昔而至泣不成声.之后,他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后署“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 梁启超”.他曾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写道：“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用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中华民国,才配做他们的朋友.六年以来,我每一想起,那眼泪便在肚子里倒流.”
时务虽倒,湖南人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薪火相传
时务学堂造就的人才是多元的,除了走出一批为革命奋斗的政治、军事人才,还有一批教育家和实业家.
范源濂,湖南湘乡人,是时务学堂二班中文内课生,他是时务学堂中走出来的对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生.戊戌政变后,他和蔡锷等同学一起前往日本,下定决心以教育救国.中华民国成立时,他曾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护国战争之后,他当选为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他先后担任清华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并四次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将西方大学体制的优点融入其中,规定各大学按专业分科,按专业分系,使得初步的近代大学教育体制慢慢成型.
范源濂,曾与林圭是同乡兼同学,在林圭于自立军起事中牺牲之后,他肩负起了抚养和教育林圭独子林受祜的重任,并送他至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林受祜对范源濂充满感恩之情：“范先生培成故人之子,热肠侠谊,良深感泣,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杨树达,湖南长沙人,是时务学堂中走出来的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是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第二位国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除此之外,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他在时务学堂期间的表现虽鲜有提及,也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身革命,但他用一生时间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他在语法、修辞、金石、甲骨,以及古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造诣极深,所著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用心审密”“精湛透辟,曲园所不逮”.语法方面著作《高等国文法》,至今仍为我国乃至国外中学、大学的语法教学用书.他还因治甲骨文、金文而被称之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杨树达最有成就的是《汉书补注补正》,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大量校勘、考释、阐述,陈寅恪读后直呼：“《汉书》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
李肖聃,湖南长沙人,亦是学堂中成长起来的一位著名学者.在时务学堂旧址碑坊处还留有他做的题记,就在梁启超手迹之后.1913年梁启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时,他曾担任梁的秘书,专司笔札,深得梁启超信任.他曾长期任教于湖南大学,专授文史课程.李肖聃一生博学耿介,为众所钦.
梁焕均,湖南湘潭人,是大实业家梁焕奎的三弟,1898 年春进入时务学堂.他受长兄影响,又因为家中经营矿产实业,故而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梁焕均任华昌公司总经理期间,华昌公司除长沙南门口外的华昌炼锑厂外,还在安化、新化等地新设采锑矿厂100 多家,新设钨矿、锡矿、煤铁矿等近100 处.他在任的三年期间,华昌公司一度成为湖南最大的民营企业.
1899 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还来不及搬进新校舍的时务学堂被更名为求实书院,迁往长沙落星田一带.
1903 年,时务学堂和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并于1926 年定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 年正式升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 年,时务学堂故址毁于抗战文夕大火中,片瓦无存.
然而时务学堂的教育精神却传承至今,依然以其“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曾在《湘江评论》撰文说：“湖南之有学校, 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 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120 年前诞生的时务学堂,以其独有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维新人才,播撒了革命的种子,深深影响了湖南各地的学风,激发了开明绅士改革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情,促使湖南高等教育迈向近代化,促使湖南成为近现代人才大省,其地位迅速在全国崛起.
直到今天,被湖南大学的学子们所津津乐道的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叫熊希龄的校长,有过一个叫梁启超的教务主任,有过一个叫谭嗣同的老师,有过一个叫蔡锷的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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