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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足珍贵的纪念铜碑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的基本陈列中,四楼的“近代教育和分”展出了一块高170 厘米、宽100 厘米的铜碑——中华书局创业、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任职二十五周（年）纪念铜碑.碑为黄铜质地,上面刻有十二行楷体文字,由唐驼撰文并书写.唐驼（1871—1938）何许人也？其为江苏武进人,原名成烈,因苦练书法而坐姿不正,于29岁时生病成驼背,故后改名为唐驼.他曾担任中华书局印刷所副所长.后人对唐驼的书法褒贬不一,他的书法虽多有馆阁之气,但这篇纪念辞却写得端庄遒劲.碑记内容为：
中华书局创业、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任职二十五周（年）纪念辞
中华书局成立于民国元年元旦,迄今二十五年,上海澳门路新厂同时建成,美轮美奂,气象一新.回溯二十五年中,营业屡挫折,支持艰巨,危而复安,始终独当其冲者,陆费伯鸿先生也.先生倡办中华书局,被任为总经理,迄今亦二十五年,自奉薄,责己厚,知人明,任事专,智察千里而外,虑周百年之远.有大疑难,当机立断,方针既定,萃全力以赴之,必贯彻而后已.今年夏,先生因办公趋听电话,踣地折左臂,卧床二月余.仍力疾指挥不少懈,其心精力果有如此者.同人等服务书局有年,书局之进展,先生之劳苦,目睹耳闻,皆所甚审.因于庆祝二十五周（年）之际, 辞而镌之碑,留为纪念,便览观焉.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中华书局总公司各分局同人谨识退老工人唐驼书 时年六十有六同样的内容,在《陆费伯鸿先生年谱》《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等书中有刊载,但碑文个别字词与此有出入,当以原碑为准.由碑文可知,铜碑是1936 年中华书局为庆贺书局的稳健经营和阔步前进,更以纪念陆费伯鸿先生为之做出的业绩,由书局同人醵金而建.铜碑原镶嵌在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办公楼入口处左侧墙上,后征入博物馆.
陆费伯鸿（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浙江桐乡人.其父宦游于陕西时,生于陕西汉中.他早年参加革命,是汉口日知会负责人之一,曾任《楚报》主笔.1905 年因言论忤当局而逃亡上海,先后在上海昌明公司、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职.民国元年（1912）创办中华书局,任局长、总经理,主持业务达30 年.先后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著名辞书和古籍.
陆费逵的五世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出任《四库全书》总教官、副总裁,藏有《四库》副本,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段家事对陆费逵影响至深,他创立中华书局,下大气力刊行《四部备要》,即受此牵动.
陆费逵认为书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社会的进步,便为中华书局延揽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诸如梁启超、于右任、舒新城、徐悲鸿、马君武、徐志摩、陈伯吹等,助力书局迅猛发展.1912 年中华书局创立时资本为2.5 万元,至1916 年,资产已增至160万元,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印刷厂和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处）五层大楼的总店也先后落成.1936 年底,书局资本总额达到400 万元,各地分局有40 余处,职工总数4000 余人,年出书1548 种,年营业额近1000 万元.
1935 年底,书局在澳门路477 号建成新厂,占地十余亩.上海新厂原拟设杨树浦,并且已在平凉路购地.“一·二八”事变后,陆费逵预料中日不久必再有战事,届时租界东区必为不安,所以在1932 年弃平凉路所购之地,改在澳门路购地建造新厂.1936年,新厂建成不久,适逢中华书局成立二十五周年,书局同人舒新城、张献之、沈朵山等20 余人捐资建碑,祝贺书局的稳健进展,更以纪念陆费逵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做的杰出贡献.
陆费逵“创立书局,编印文史,精勤擘划,于文化界贡献殊多”（注：国民政府褒扬令中所言）,他以其勇于担当、知人善任,出色经营,使中华书局成为中国近代蜚声业界的出版名社.陆费逵任职中华书局的历史也是中华书局创业、发展的历史,1936 年的任职纪念铜碑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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