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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拔莠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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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拔“莠草”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告诫全党警惕骄傲腐败,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就有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终蜕变为罪犯被决.
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贫苦出身的肖玉壁,1933年参加革命,成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土.因在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肖玉璧作战表现十分突出.所以1939年,肖玉璧被调回延安任主管贸易的副局长.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负伤,肖玉璧病倒住进医院.在住院期间,他得到了的关怀以及特殊照顾.肖玉璧康复出院时组织上为照顾他,决定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
1941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国民党政府也对八路军断绝粮饷,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这形势十分严峻之时,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肖玉璧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陕甘宁高等法院审查,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肖玉璧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摘自《解放军报》,秦克丽／文）
中国“十四年抗战”的一个重要起点
1932年1月28日,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和增援的第五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爱国将领的率领下,面对日军的逼侵奋起抵抗,以装备简陋的4万之师,抗御装备精良的10万敌军.苦战月余,为中国争得了一线生机.
在中国十四年抗战中,“一·二八’’淞沪抗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它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东北如入无人之境,一周连拿下辽宁、吉林两省,死亡数不足200人.由此,日本在“一,二／l,’淞沪抗战爆发时竞扬言“三小时占领闸北”“十二小时占领上海”,气焰甚为嚣张.但是,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发扬御侮卫国的爱国精神,抱定“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的决心,血溅沪野.广大市民组成了20多支义勇军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2月初,仅在第十九路军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多,约占当时上海守兵力的一半.全国各地也纷纷募捐,共得慰劳金约900余万元.、上海医务界、妇女界等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伤兵医院,短短一月创办了72所.民众的大力支持让上海孤军抗战能够维持到30天之久.
这一战局的出现,迫使日军不得不最终接受国际调停.5月5日,在英、美、法、意四国公使见证下,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上海停战及日军撤军协议》,日军从上海撤军.“一,二／L,’淞沪抗战使十四年抗战中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第一次得到空前体现.共赴国难、抗日图存的凝聚力转化为同仇敌忾、奋勇抵抗的战斗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自信得到增强.（摘自《解放日报》,王健／文）
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诞生
1931年,为坚持和发展陕甘游击战争,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山西省特委领导组建一支游击队伍.
1931年5月上旬,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支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山西隰县辛庄组建完毕,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党委书记杨重远.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1年夏,山西特委遭破坏,晋西游击队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在国民党军万余人的“同剿—F,晋西游击队突出重围,于1931年9月2日晚在石楼辛关西渡黄河,转入陕北.9月份,晋西游击队召开会议,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 在党的领导下,晋西游击队转战安塞、保安、靖边、横山后返回安定.先后在安塞县平桥、保安县安条岭等地与国民党军激战,连战连捷,并创建了骑兵.晋西游击队的胜利使大批青年和绿林武装慕名而来,要求参加游击队.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正式宣布成立,谢子长为总指挥,政委李杰夫兼队委会书记.从此陕甘游击队便是由90多名晋西游击队队员,以及100多名晋西游击队一支队杨琪、杨鼎部队员,外加二支队留下的50多人和渭北党组织动员的100多名农民组成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12月24日,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军政委兼二团政委杜衡,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陕甘游击队是西北红军的源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面红旗一经打起,就一直在西北高原高高飘扬,使得西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摘自《人民政协报》,张化民／文） 北京大学校史上第一届女生 1919年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津青年会发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的演说,谈到高等学校应该实行男女同校. 这篇演说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碰巧甘肃女生邓春兰读到这份报道.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希望能够有机会来京读书.信中写道：“春兰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嗣升到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春兰并愿亲人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受到北京政府的压力,辞职南下到杭州隐居,没有及时看到邓春兰的来信.1919年8月初,邓春兰给蔡元培的信刊登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引起广泛关注.9月,蔡元培回到北京,着手实施北大招收女生的计划.1920年2月,王兰、奚浈和查晓园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英文系学习.随后,邓春兰、杨寿碧、程勤若、赵懋芸、赵懋华、韩恂华共六位女生入学.当年暑假,北大通过正式考试,录取本科女生.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门第一次对女生打开.
国立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蔡元培功不可没.蔡元培这样做,也与他男女平等的思想有关.蔡元培破例在北大招收女生,也是钻了教育部规定的空子.他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专收男生.从前女生不来上学,现在女生要来读书,程度又够得上,北大就没有拒绝的道理.（摘自《国家人文历史》,九霄／文）
黄克诚重视调查研究 黄克诚不仅是调查研究积极的倡导者,更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推动者.他常说：“涉及重大的问题,调查研究时要蹲下来,沉下去,不能浮躁,不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只听少数人汇报.”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总要通过各种渠道,先了解这里的敌情我情；和平时期,他总能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能够真正地了解到社情民情.由于调研深入、细致、全面,所以他提出的建议,做出的决策部署切实可行.
1940年9月至1 1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经皖东北进入淮海、盐阜地区,一路上,他除自己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外,还专门派出一批干部作社情调查.所以,他掌握情况快.翌年3月,他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了划区打匪除霸,巩固盐阜、淮海,开辟皖东北的行动方针和部署,并立即得到刘少奇的赞许和支持,迅速打开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1957年5月,为了调查院校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加强思想建设和教学建设的情况,黄克诚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蹲点调查.他谢绝学校安排的省里高级宾馆,就住在学院的招待所.这20多天间,他分别以座谈、个别谈话等方式,向院、系领导和教授、机关干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要求.还身着便装,到教学班、食堂、警卫分队、军人服务社等同学员、教员、战士、职工交谈,由此了解了大量的真实情况.回京前,他在院、系领导干部和部分教授参加的大会上发表讲话,问题点得准,针对性强,要求明确,震动很大,赢得阵阵掌声.（摘自《北京日报》,蔡文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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