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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廉泉里的人文品质

文_ 谢孝明(贵州贵阳)

崇尚清廉、讲求气节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这一点从我们日常的汲泉饮水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盗泉”“贪泉”相对,又有“廉泉”之谓,而“廉泉让水”比之“不饮盗泉之水”,其精神境界又有了深化和升华.《南史·胡谐之传》载:“范柏言,梓潼人,为州将,刘亮使出都谘事.见宋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否? ´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所居廉、让水间.’”

这个故事讲到:南北朝时,宋明帝刘彧年间(465-472 年),一次梁州刺史刘亮派州将范柏年进京觐见宋明帝咨询应办事宜.范柏年来到京城后,明帝与他闲谈时戏问:“爱卿,广州有水名曰贪泉,据说那里出的贪官均与饮此水有关,此事你可听说没有?”宋明帝引广州贪泉之典考验范柏年,可谓别有用意.他不等范氏思索,又一语双关地问道:“梁州是否有这种地名?”范柏年稍加考虑而答:“圣上明察,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廉泉、让水为古水名.前者为今南郑县濂水,后者为今汉台区武乡镇.明帝再问:“爱卿宅居何处?”范答:“卑臣寒舍居于廉、让之间.”范柏年巧妙的对答无懈可击,既说明他任职之地民风淳朴、人性谦逊,又暗示自己为官清廉,不事权贵,受到梁州人民称赞与爱戴.这就是“廉泉让水”典故出处.此后,“廉泉让水”作为风尚朴实与吏治清廉的褒词逐渐约定俗成.同时,人们还常以其赞美一方人才荟萃、节俭礼仪成风.

长沙名泉的清廉品性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长沙,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美丽的山水洲城,巍巍麓山,泱泱湘水,自然不乏胜水名泉.岳麓山上的白鹤泉、清风泉、麓山寺中的龙泉、岳麓书院中的文泉、长沙城内的白沙井、赐闲古井,各有出典,各有寓意,皆一时名泉.而白鹤泉、清风泉、白沙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最富有人文特色的名泉.

白鹤泉位于麓山寺观音阁外南侧,森森古木环抱的山崖前,有泉水自石罅中溢出,冬夏不涸,清澈透明,清洌甘甜.相传古时候曾有一对仙鹤爱泉水甘润,飞止其上,后泉水中即留下双双鹤影.以此泉水沏茶,蒸腾的热气盘旋于杯口,似白鹤翩跹,饮之能使人延年益寿,因此取名白鹤泉或双鹤泉.

清风泉也系麓山古井,位于清风峡之间,涓涓细流,破石而出,明澈透亮,清冽甘甜.清风泉与白鹤泉齐名,人称“麓山第二芳润”.清代学者、著名思想家魏源肄业岳麓书院时,曾题联赞誉:“峡里青枫,云中白鹤;山间明月,岭上清风”.

白沙井位于长沙城南的回龙山下西侧,天心阁东南方约一公里处,自古以来为江南名泉之一.泉水从井底汩汩涌出,清澈透明,甘甜可口,四季不断.据考证,白沙古井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 刊印的《长沙府志》载:“白沙井,县( 指善化县) 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员汲之不绝,长沙第一泉.”《大清一统志》也载:“在县东南二里,广仅尺许,最为甘冽,汲久不竭.”自明清以来,古井均有石刻,誉为“长沙第一井”.旧时,井旁有龙王庙,庙中有一幅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说明泉水清澈纯净无比.用它沏茶称“沙水茶”,味浓香冽.长沙名酒“白沙液”,就是用此水酿成.《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所谓“长沙水”即指有名的白沙井.

白沙井、白鹤泉、清风泉,这些名贯古今的长沙名泉与名载史册的廉泉让水一样,也富有中国廉泉的清廉品性.白沙井四柱三洞的牌坊中间两柱所刻联语:“高天聚风月一园,是造物之无尽藏,好为寄兴怡神地;古井媲潇湘八景,看游人之所共适,都在廉泉让水间”,以及白沙古井公园征联:“古井涌廉泉,滴滴都为怵惕;名城添胜景,怡怡共乐清平”,就是直接以廉泉让水的廉洁精神自寓.又一联:“人文景物总相连,极目园中,好领会茂叔爱莲,三闾颂橘;曼舞清歌长结伴,赏心楼上,细品评白沙泉水,高桥银峰.”此联中,茂叔即周敦颐,茂叔为周敦颐的字;三闾即屈原,屈原曾做过楚国的三闾大夫,故后世常以三闾或三闾大夫来称呼屈原.

周敦颐写《爱莲说》表明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屈原写《橘颂》表明他热爱故国,受命不迁的忠贞志节.屈原、周敦颐是湖湘廉洁文化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联语引用二人典故,既赞颂了白沙井清廉的本色,也表达了希望人们以先贤为榜样,以白沙泉水为明镜,追求高尚人格的精神.至于白鹤泉、清风泉,人们在咏其清冽,传其典故的同时,也寄意深远.佚名题白鹤泉联“泉在山清,万里朝宗终到海;松经岁古,百年培养自凌云”即如此.据说当年谭嗣同、梁启超在岳麓书院辟时务学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时,一次同游岳麓山,看到此联,二人深受鼓舞,对于救时人才的培养,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多了一份信心.

岳麓山上辟廉泉

与白鹤泉、清风泉相关联的赵忭、张栻、魏源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多为高尚廉洁之士,正是他们赋予了白鹤泉、清风泉廉泉让水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质.赵忭为官清正廉洁,在朝弹劾不避权势佞幸,时称铁面御史,与其同时代人包拯齐名.赵忭在职时一清如水,平日则以一琴一鹤自随,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不腐化,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他为政简易,长厚清修,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就欣欣然弹琴为乐,颇有范柏言廉泉让水的风范.张栻是南宋与岳飞、韩世忠、刘琦并称的中兴名臣张浚之子,按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官二代.但张栻志存高远,志节高洁,绝无官宦纨绔的习气.他任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山长时,提出培养人才的目的:“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而非“争驰功利之末”.平日与学子讲习,尤严“义利之辨”、倡导“公天下之理”“无物我之私”.张栻开湖湘文化重公私义利之辨和经世致用的学风,丰富了湖湘廉洁文化的内涵,对后世湖南士子的文化特性、精神气质以及廉洁有为的官德官风影响深远.魏源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以及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思想的解放以及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大潮的冲击,拜金主义盛行一时,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贪污奢靡,一度暗潮汹涌.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沦丧,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还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令许许多多正直有识之士深以为忧.他们积极响应党的的号召,为挽回颓风,重塑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和事情.正是适应于这一时代的需要,在已有多口名泉的岳麓山上又开辟了“清廉泉”.

岳麓山“清廉泉”在清风泉右侧约50 米的山坡上.泉露地表,形如小舟,一方小石崖掩于舟上.泉水来源有二,一自舟底斑斓清亮的岩中沁出;一自灰白暗红相杂驳的石崖上滴落,不同于白鹤、清风二泉仅从地底涌出.泉水汇于舟池,不盈不涸,清澈甘冽不下白鹤、清风.“清廉泉”的开辟已有数年,是湖南大学几位退休老师依其地势肌理稍加整饬而成.他们以“清廉泉”名之,以大红书丹立碑其右,其寄意用心不言自明.“清廉泉”周围林木茂密,绿色掩映,一萦小径沿清风泉右侧山溪边的陡坡蜿蜒通之,因此不被一般游人发现和注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那些常年在岳麓山上打水的人们早已熟知“清廉泉”外,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和外地游客也知道岳麓山上有一口“清廉泉”.岳麓书院离清廉泉不远,笔者在书院读书的时候,经常去那打水.每次喝着清冽甘甜的泉水,看看刻在石碑上“清廉泉”三个鲜红的大字,心中总会生出一份怵惕、警觉与敬畏之情.

廉泉与湖湘文化气质相吻合

岳麓山上的廉泉,虽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但与岳麓山固有的文化气质也是极相适应,极相吻合的.文化是岳麓山作为旅游胜地的灵魂.山上汇集了湖湘大地儒、释、道三家著名的“道场”岳麓书院、麓山寺、云麓宫.云麓宫,位于岳麓山的云麓峰顶,属道教二十三福地——“洞真虚福地”.据传为明吉简王朱见浚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 年)就藩长沙时所建,数百年来几经兴废而延续至今.云麓宫四周峰峦耸峙,游人至此可领略“直上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的壮阔景色和“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宏伟气势.

麓山寺位于岳麓山山腰,由笠法崇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 年),距今已有1700 多年的历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麓山寺山门上刻有晚清湘籍著名学者王闿运撰写的一副对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说明了它的历史地位.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脚下的清风峡口,属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开宝九年(976 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 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释、道三家在岳麓山共存并生,融汇互补,交相辉映.而戒贪倡廉是三家文化本质和文化诉求的共同特征.道家与道教之祖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贪欲视为最大的罪过和祸害,提出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等思想主张.道教有严格的戒律,戒贪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戒条.如“不得贪利财货”“不得杀生贪味,口是心非”“不得贪求无厌”“不得贪嗔痴狠”“不得贪惜财贿”“不得贪惜珍宝”等等.

道家道教不仅反对贪欲,而且还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能有余以奉天下”“爱人利物”、“富而使人分之”,强调施舍、散财,以周济贫困.《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至高无上的善.佛教以慈悲为本,主张“慈爱众生如己身”,认为贪欲是修行的大敌,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将贪列为根本烦恼之一,并将贪与嗔、痴等一起作为有害众生修行的“三毒”.按照佛法修行的要求,人连贪心、贪念都不能有,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熄灭贪、嗔、痴的欲念.而佛教宣扬的意业三善的首善即不贪,其次才是不嗔、不痴.轮王十德也有“宽大清廉”、“不贪聚敛”、“公而忘私”等条.这些佛理教义和清廉很相近.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标是建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中心和湖南学术的重镇,自屈原坚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以伯夷,置以为象兮”的高洁志行,周敦颐推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品格和君子人格,以此开凿湖湘廉洁文化的活水源头.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张栻、吴猎等,他们讲求心性之学,内圣之道,明辨义利,砥砺志节,因而大多是志行廉洁,道德高尚之士.王夫之生当明清天崩地解,王朝鼎革之际,“甘枯槁以自絜其志.深山行歌,憔悴抑郁,终其身而已矣.”他以屈子为师,在《读通鉴论》自我表白“吾性之清,不能受物之浊”,表现出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和清廉高尚的人格精神.王夫之成为自屈原、周敦颐之后,湖湘廉洁精神的新的高峰.

清代嘉道以降,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交逼,处于危机存亡之秋.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湖湘人才群体相继以起,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不惜牺牲,廉洁有为,为天下谋福利而不顾其私,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志节,在这种情况下,廉洁成为湖南人才群体的集体人格精神.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李象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刘典、郭嵩焘、刘坤一、刘长佑、陈士杰等等这些出自岳麓书院的学子们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长沙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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