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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城市记忆、想象和认同
采编/本刊记者 胡凌虹
渐近新年,让人欣喜又焦虑,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堵城”即将有机会舒缓一下,但部分都市人再次陷入疑团,到底何处是家？是所定居的城市还是那个遥远的故乡？随着一些城郊和乡村纷纷被塞进各大都市的腹内,三四线城市的居民纷纷背井离乡涌入一二线城市,大都市越来越庞杂臃肿,但众多居民的身份认同却越来越模糊.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的车轮越滚越快,但我们发现,比现代化进程更快的是城市外观的变化、记忆的消失.
一模一样的央视“大裤衩”和苏州“秋裤楼”,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笑话,但调侃背后透着的是失望,急功近利、创意缺乏、人文缺失下,越来越多的城市面目相似,除了名称外,难以识别这座城市的身份与个性.让人们更忧虑的是,“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都市化进程的代价——城市病的集中爆发.
这不只是中国城市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很多都市正努力攻克的难题.因此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思考：我们的城市记忆、文化传统何处安放？城市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城市认同？如何书写与重构人类宏大的城市叙事？如何开展城市未来的想象？……在这些思考中,在全球各大城市的设计方案中,文化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也应运而生.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由伦敦、纽约、上海、巴黎、、悉尼、约翰内斯堡和伊斯坦布尔创办于2012年,目前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7个城市成员、横跨世界各洲、持续进行各项研究、倡导和活动的全球网络.作为世界最大城市的协作网络,论坛通过组织和举办研究会议和文化活动,鼓励会员城市共享文化知识与经验,探讨文化在各自城市中的角色和作用,共同寻找城市文化所面临挑战的应对策略.
日前,2016“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城市叙事：记忆、想象和认同”,下设“城市记忆的文化重塑”“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文化认同”“城市文学与文学城市”三个议题.来自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世界各国20余个城市的200多位知名学者和业界专家与会,共同探讨城市的发展问题,分享城市的文化建设经验,为上海的发展、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克隆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
作为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开幕大会发言的第一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率先从“乡愁”的切入点提出：城市,应当有一些乡愁.“乡不但有记忆之故乡,更重要的是,乡是人的生活之源和精神之根,所以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认知,城市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故乡,是我们人类表达乡愁的一个非常具像的物化,是永恒和不变的情感寄托和载体.”何建华强调道,“城市是人类宏大的集体叙事.美国学者芒福德说过,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是各种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和复合体.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城市对我们而言,越来越陌生和遥远,在城市问题上的集体叙事也发生了问题,使我们的乡愁对城市美好记忆的寄托无处安放,现在的表现是,我们城市的肌理,就是内在发展的规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延伸和保护,城市的文脉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城市的历史被割断了,城市的记忆在消失,城市缺乏它的个性特色.人们来到一座克隆的城市,或者似曾相识的城市,已经很难从情感上激发人们的想象,所以关于城市的品质如何发展,在城市化中,城市的品质如何提高,一座城市应当有怎样的肌理,怎样的个性特色,这些问题都成为学界,甚至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广大老百姓所关注的问题.”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陈圣来在论坛上也忧虑地提出：城市特有的文化去哪儿了？今天我们该如何寻觅和塑造城市隐逸的“灵魂”？“2011年对中国非常有意义,我们国家城市化的水平第一次超过了50%,达到了51.27%.它标志着我们中国从千年的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和信息文化的时代.我们享受城镇化的同时,世界化的浪潮向我们汇聚.世界城市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同质化现象越来越厉害,一样的广场,一样的地铁,一样的广场舞,甚至一样的麦当劳和必胜客.现在到江南已经很难寻觅江南的评弹,到中原很难听到河南梆子戏.城市的肤浅化、粗俗化、娱乐化、商业化日趋严重,消解和衰退着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瓦解和摧毁着城市的乡愁依托.进入了工业社会之后,盛行流水线,讲标准,讲精确,讲规范,而这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立的.文化讲求创造性,感觉,个性和差异性.”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谈到了城市的问题.他坦言,自己在乡村生活了20年,在城市生活了30年.他的家乡是在大别山下鄂豫皖之间一个鱼米之乡,今年春天他回家乡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回不去的故乡》.“从我个体的体验来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太愿意回去了,因为每一次回去都是一次伤心之旅,我发现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已经没有了,发现故乡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自己非常的痛心.我感觉到其实在我们生活空间中,我是把城市和乡村始终作为两个不同的参照性思考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在城市生活可能没有这种参照性,但是对我们生活有两重性的人来说就会产生这种对照,这种对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很多人生活在上海,生活在城市,但是有可能我们永远融入不了这个城市.每到春节大家都会问你回家不回家,就是我们不把当下的家当做家,而把遥远的甚至是失去的故乡当做家.”
其实不只是来自农村的城里人哀叹故乡之远去,城市中出生成长的人们也在感叹生活空间、传统文化遭到的破坏.“当今天的城市迈入发达的商品社会,走上自身现代化的时候,随着成片居住的传统房屋建筑的拆毁,不仅给市民带来了乔迁的喜悦,也带走了祖辈的文明,也产生了困惑：难道旧的建筑都应该或迟或早地被拆掉吗？难道像北京的故宫要成为盆景吗？哪些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要被保留呢？”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李孝聪在论坛上感慨道：“北京传统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没有被破坏,因为过去迁入北京的人口是基本协调的,与北京城市文化特征是和谐的.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机关、政治机构、公司、企业代表的剧增,高薪阶层人口的增长打破了均质性,这种变化不仅导致了对住房标准有高要求,造成了现代氛围的高层大楼、宾馆和老城区争相建造,车辆在城区的拥堵已经和北京传统的城市特征不和谐,蚕食着北京的传统风貌.”
在国内很多人眼中,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种现代、时尚、洋气、精致,莫不让人印象深刻.那么在国外人眼中是否如此呢？论坛上,英国全球城市咨询机构创始人、总裁Did Adam（大卫·亚当）展示了一项调查,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受调查人群,他们更愿意居住在哪里.调查数据显示：伦敦排在第二位,纽约是第三位,上海排第四十位.“有哪些因素成就了这些城市,比如外国人愿意到这座城市工作的意愿强不强,我们可以看到,去伦敦工作的意愿达到36%,纽约43%,但是上海,出生在外国的人到上海工作的意愿只有0.7%.在我看来,如果要成为真正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还需努力.”Did Adam非常坦诚地指出.
城市旧空间的文化重塑
城市在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绝尘千里,然而伴随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各种弊端也浮出水面：譬如城市设计的雷同、千篇一律、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城市原有的民族特征和文化魅力日渐丧失……这些问题是全世界很多都市面临的难题,也是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
以往“ 认同” 这个词被看作是考虑特性的相似性,但法国巴黎美国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教授Yudhishthir Raj Isar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所谓的“认同”是考虑事物的不同性.“所谓的‘认同’其实就是一系列的特色,或者是传承的特色,这些特色包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认同和特色.所以‘认同’是我们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我们想要寻找城市的特色和特质,这是整个城市成功的要素之一,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所谓的遗产记忆和认同已经成为我们产出自己,包括城市产出自己的中心所在.”
“我们总是能够在一个古老的具有历史文化传承遗产的地方,重塑当地的身份或者当地的文化遗产方面的认同.一个城市的本地文化遗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国文化遗产彩票基金会战略和商务发展总监Judy Cligman说道,论坛上他介绍了伦敦一个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项目,“这里过去都是一些仓库,现在经过改造之后重新充满了活力,整个改造资金达到700万英镑,这里一共有18幢不同的楼宇,现在这些楼宇被用作写字楼和老百姓的住宅.这叫地区塑造.这样一种重塑,当地领导人的参与以及资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通过地区塑造,可以把过去一种历史面貌作为一个重生,能够赋予它一种现代化的概念,通过这样一种改造,当地的城市能够很好地融入整个国家环境.”
论坛上,土耳其教育部副部长Ahmet Emre Bilgili以伊斯坦布尔为例,指出：老城和新城之间完美的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城市发展的方式.如何在打造新城的同时做好老城保护呢？首先这个城市管理者要有很好的做法,关注整个城市老城和新城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原来的历史风貌保存下来,一座城市的自然美景也应当给予很好的保护,从而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启发.从文化的遗产角度来说,我们要看到老城各个方面的建筑,在这样一些建筑当中应该放入更加新的元素,以此把它很好地记住.新的建筑可以从原有的遗迹当中汲取灵感.在卡巴塔斯的港口,整个港口的造型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标志之一——海鸥身上获得了灵感.在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大学当中,都有一门关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文化的课程.通过教育,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
来自香港恒生管理文化学院的许焯权教授在论坛上介绍了香港“工业遗产发现地图”.“地图可以让我们清楚在香港不同区块当中未来有潜力的工业遗产,这种工业遗产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未来我们应当怎样来做.工业化,对城市转型来说,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转型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的地产又飞速发展,2000年我们需要考虑重新转型,如何利用被废弃的工业遗产为未来数十年找到发展的方向.我们未来要有一个新的故事,这些新的故事当然是基于老的记忆、想象,还有最终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在记忆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工作,但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特别是在想象方面.如果我们把记忆和想象做好的话,那认同自然就会成功的.”
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确立与保护工作加紧开展,基于老厂房改建的新的创意园区纷纷兴起……城市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上海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形态——石库门里弄也成为了上海文化遗产的一大象征,一些建筑在改造后,成为了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如新天地、田子坊、BGL.结合上海城市遗产保护的发展,美国三一学院都市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陈向明指出了几个注意点：“第一,遗产保护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持久,再一个就是要做得比较有效.第二,保护要和老百姓的生活意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更多人不断增强保护意识.第三,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应该要从遗产保护角度重新想象一下,大城市要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的深层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上海城市未来的前景才能代表上海的历史.不仅仅是居民,国际的游客来上海以后才能体会到上海城市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文学、影音建构下的城市记忆
被废弃的工业遗产可以通过保护留存下来,但是历史中重要的人、事、物呢？如何留住这些记忆？1995年,首尔中心的一个百货大楼倒塌,造成了多人伤亡.类似这样的事件放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实在太多了,虽然当时让人悲痛哀伤,但是很快被层出不穷的新事件所淹没,被人遗忘,顶多定格在旧报纸堆里.幸而,首尔中心的百货大楼倒塌事件留存下来了,不同的声音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讲述,这些声音中,一些来自于媒体,一些来自于当时救灾的消防员,还有一些来自于遇难者家属.这来源于用录音的方式收集城市记忆中非常值得珍惜的人与事的项目.首尔文化财团文化提携室室长Ji Yeon Han介绍了此项目.“我们基金会支持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首尔记忆’.首尔记忆的关注点不是宏观历史,而是微观的历史,这个项目就是让每个人讲述他的历史.我们还在首尔图书馆建立了一个录音室,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这个录音室,把他们对首尔的记忆用录音记录下来.我们还组成了一个音响图书馆,把这些平民讲述的故事进行收集和分享.第二个项目,主要是收集首尔市的一些旧货或者是平民的拥有物.首尔市博物馆正在建立一些更小型的博物馆,让平民把他们的收藏物贡献出来进行展示,这些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物品,但是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定义首尔的历史.”在这样的项目里,公民尤其是公民的记忆成为了中心.Ji Yeon Han指出,人们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场所的品牌建设是由国家机构来主导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真正组成这个场所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公民、市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李欧梵坦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上海时,很多人不想谈论老上海或者摩登上海,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上海的负面案例.当时李欧梵和团队正在做一个老上海的项目,叫做“摩登上海”.“‘摩登’这个词其实是源于上海的,上海是各种文化的积聚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些外滩的老建筑的屋顶需要进行修复,有一些文化的评论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在整个建筑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建筑元素在里面.本地的这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上海确实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包括开埠之后的历史,这样就丰富了上海的文化.为了追寻老上海的记忆,他们就有了这样一种集体的记忆,这是通过本地主义的角度,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角度来审视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对过去的回顾,包括上海的故事,包括一些酒吧、咖啡吧等等,形成了‘1930上海记忆’的概念.1930年代几乎成了旧上海的一个印记.基于这样的历史想象,一些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也应运而生,我们把它叫做文学的建筑或者文学的想象.”在李欧梵看来,怀旧并不只是针对于过去,它可以是前设性的也可以是回顾性的.“通过怀旧,通过这样一个对过去的反思或者对过去的记忆,从而能够知道或者明白未来到底怎么样发展.”
很多没有来过上海的外地人对于上海的印象都来自于上海的文学作品,而当代人对于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的印象也来源于浸润在文学中的字里行间.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以茅盾、张爱玲为例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种上海文学的叙述方式.“一种以茅盾《子夜》为代表的叙事方式.茅盾的宏大叙事具有某种符号化的特征,也就是说通过相应的宏大叙事来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相匹配.上海之所以为上海,就是因为上海有着一批非凡的精英人物,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另外一种是张爱玲的叙事方式,主要是跟灰色的小市民的生活契合,她从窗外看生活在上海老城厢里的市民们,所以她的视角和茅盾的视角不一样,是日常叙事的视角.茅盾的客厅如果说是近代上海的文化象征物,张爱玲的客厅里面聚集着的是上海普普通通平凡人们的生活.跟茅盾的宏大视角相比,张爱玲的视角是一个微观的视角.两人的视角形成了互看的角度.”
正是由于那批优秀的上海作家或宏观或微观的文学视角,人们才能走近上海的历史记忆,感受时代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么到了今天,作家该如何更深刻地书写上海,研究者该注重哪些方面,从而反映上海的身份或者上海的特性.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王光东教授认为,今天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得社会内部联系日益复杂和深刻,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一轮生活方式和文化因素,正在改变以往的城市文化和文学的面貌,所以在今天讨论城市文化和文学的时候,要放在城乡关系的视野当中来讨论这个问题.”
论坛上,黄昌勇直率地表示：“我们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是缺席的或者说成就是不大的,这跟我们乡村记忆和城市记忆双重的衰退有关系.所以我们大批的城市作家要么将自己的叙事伸向历史的深处,要么用乡村的视角开掘,这就是我们当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在黄昌勇看来,乡村记忆是一种体验,而且乡村记忆更多的是符合人类本质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城市的文化建设,城市的发展更多的还要从人类本身生活的真正本质出发来思考.可能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还是应该回到前现代的乡村去汲取资源,记忆,去汲取智慧,甚至去汲取灵感.如果极端一点的说,我认为城市的本质可能仍然是乡村的,城市的生活仍然离不开乡村这样一个巨大的参照系.”
作家金宇澄小说《繁花》开篇描述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结尾,最后金宇澄结论说这个片段是上海味道.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曾军从中发现了有意思的现象：上海味道的空间流动.王家卫的《阿飞正传》是香港著名的一部影片,《阿飞正传》的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为什么在一个香港导演所导演的香港故事里面有上海味道,而且金宇澄认为是最上海的？这促使曾军深入思考,经过分析,他发现在《阿飞正传》里找到上海味道是非常必然的.“因为王家卫1958年出生于上海,所以他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1963年他才移居香港.其次,《阿飞正传》有一个系列,被称为苏丽珍三部曲,另外两部是《花样年华》和《2046》,后两部电影中也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上海味道.更重要的是《花样年华》和《2046》分别参考了香港现代主义作家刘以鬯的作品.刘以鬯1918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移居香港.所以刘以鬯、王家卫一直到金宇澄之间,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上海味道随着人的流动已经发生变化.”
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认同
2011年,在哥伦比亚,一位只有21岁的街头艺术家被从背后射了两致死.是否要对街头艺术家进行非常严厉的惩罚？当地委员会讨论了许久,最终的决议是,希望能够减轻对街头艺术家的惩罚,让他们能够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这样,一位去世的艺术家成为了现在这些街头艺术家的榜样.本来街头绘画艺术是一个秘密操作的、很多时候是违法的艺术形式,但最后这个决议使这样一个艺术形式机制化了.”来自哥伦比亚哥波大前文化局长Clarisa RuizCorreal分享了波哥大文化生活的自由与转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整个拉美地区,哥伦比亚第一个把文化权利融入《宪法》.文化在这样一个政策中,已经不是一个终止,而是一个发展的起点.这些年来那种文化的机制不断有所长进和发展.世界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和遗产相关的,这个遗产不仅仅包括了现实存在的遗产,还包括一些概念上的遗产或者是艺术方面的遗产,这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民众的参与对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邀请所有的居民来参与讨论到底要在哪些地方开设新的文化区域,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建立一些白墙,并给街头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空间.”
事实上,不仅是文化区域,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空间都纷纷融入文化的因素,使人们宜居于此.譬如,哥本哈根有一个超级线性城市公园,设计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三个区域,分别代表红色广场、黑色广场和绿色公园.每个色彩鲜明的区域分别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功能：红色广场以咖啡、音乐与运动展示现代城市生活；黑色市场是古典风格的广场,有喷泉和长椅等；绿色公园提供了一片大型体育活动场地,人们可以在上面野餐、运动和遛狗.这3个不同的区域和颜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这种多元性也彰显了哥伦比亚的特色.英国Urbanista.org网络杂志创始人Lucy Bullivant表示：“城市规划和设计往往把文化作为一个催化剂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这样能使城市有更加多重性和多个纬度的特质,可以更好地保留城市的真实性和独特性.”交通堵塞、人口膨胀等问题,给城市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Lucy Bullivant坦言伦敦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考虑到人口的居住需求,我们刚刚启动的项目是,在英国的Meridian,一个水面的区域,希望打造一个新的城市空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伦敦对于区域的需求,伦敦这样的运河可以加以保持并成为城市的特质.”
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绿色的宜居的条件,这些因素都会为一座城市的形象加分,并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但是并不一定能化解一些居民心中身份认同的困惑.城市是华丽的,但在很多都市人心中,那是一种冷酷的、永远无法走进的华丽.
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行政与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于国华坦言,自己的籍贯是山东,在台湾时,他告诉别人自己是山东人,对方会奇怪地问：你不是住在台北吗？可是他的堂弟会从山东打电话给他,说：哥,你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问题给他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也促使他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态,所有的认同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过去式的认同是情感式的认同,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是一种情感的召唤,创造未来必须有一个共同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共同目标会带来现代的行动.民众会因为在参与和动员中产生新的认同,必须要在参与中去学习,建立大家共同分享未来的希望和远景.”基于这样的理念,近十年来,台湾出现了非常多有特色的社区.于国华以宜兰县为例.考虑到很多县民纷纷出走的情况,宜兰县县长提出文化立县的政策,首先研究宜兰有什么内容、故事,然后计划将整个宜兰县当作一个博物馆,让每个住在宜兰的人共同经营这个博物馆,去发展自己的特色.这也是一个认同创造的过程.如今由于宜居的条件,宜兰这块曾被很多居民背弃的故土成为众多有钱人争相置业的宝地.
当一个地区通过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确立了自己的认同后,是否同时能获得外界的认同呢？“每座城市都认为自己是独角兽,但是外界并不是这样认可的.”大卫·亚当直率地指出.他提出要进行品牌推广,“这并不是简单标识的堆砌.在过去很多年里,伦敦不同机构推出了不同的标识,试图向受众推广介绍伦敦,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行动,要让受众来到伦敦.2012年时任伦敦副市长邀请了李宇春开启伦敦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她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伦敦更好地推广中国,与此同时,她也可以真正感受到伦敦这个城市的情况.通过李宇春这样的知名人士来伦敦,可以带回去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伦敦是怎么样推广的.”
论坛上,英国天美旅游咨询公司董事经理RogerCarter为上海的城市推广建言献策：“文化对上海来说,是一个切入点,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世界旅游者.同时文化旅游也是一个把上海推介给全世界的非常好的途径,能够让上海重新向世人呈现出其非常传统的一面,上海也应该进行更多的投资,对过去的历史古迹进行很好的保护.目前,文化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当中是增长最快和份额最大的一块.文化旅游,是由于人们受到文化的影响来参与旅游,包括游学、各种节庆和文化的活动.文化的旅游也是一种浸入式的旅游,能够让旅客了解本地的生活方式,能够真正的深度游.”
目前,流行一种分享经济的概念,很多人把自己的住房信息挂在网上,与其他国家、地区其他人分享或者进行互换,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体验式的度假.在城市品牌的推广中,除了欢迎其他地区的人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获得新的体验外,大型活动也是一种很有效的途径.
论坛上,陈圣来提出,有人戏称大型文化活动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救赎,这个文化救赎某种意义上是城市重塑和再生的一剂良药,所以文化对城市的竞争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核心作用.“怎样来避免城市日趋同质化的倾向,可以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基础来落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可以和这个城市本身的文化特质相结合,张扬城市本身所固有的特色文化,然后配合这个城市的特色文化进行一些特色文化活动,这对城市个性化的塑造、特色化塑造非常有帮助.”陈圣来举例道,乌镇戏剧节以及乌镇承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此奠定了乌镇在所有古镇中的文化地位；戛纳这个小城市因为戛纳电影节使其成为欧洲电影某种程度上的象征；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开幕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各自彰显了所处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每个城市举办大型活动,都不可掩饰地会打上这座城市的烙印,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和附加值的同时,无疑催化和推进这座城市某种特质,形成城市空间新的表现形式和形象特征.大型活动中每个城市都会注入自己独特的秉性和文化符号.文化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这是文化的根和基础元素.当这种元素被注入大型活动之中,必定会爆发出色彩斑斓的火花.”陈圣来说道.
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虽焦虑、彷徨,但一直在积极思索实践着.在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来自世界各个城市代表畅所欲言,提供了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畛域之见,分享着世界著名城市的文化声音.大家正一起努力,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记录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从而延续塑造城市内在的肌理,开启城市未来的想象,从而让每一座城市都有它鲜明的个性,让城市病不再像墨迹那样蔓延,让城市像花儿一样在绿叶的衬托下、在金色的阳光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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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