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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何解散台湾反统战组织
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上9点,美国总统卡特突然在全美电视网上公开宣布,从1979年元旦开始,美国政府决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除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与人员,废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与大陆的全面正式外交关系.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封《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新政策,停止了已经进行长达21年对金门、马祖外岛的炮击,同时要求两岸应该尽速实现“三通”（通邮、通商、通航）与“四流”（探亲、旅游、学术文化、体育工艺的交流）.
30天后,在访美的行程中,在“美中友好协会”与“全美华人协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从此,大陆正式采用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
蒋经国立即成立“反统战”组织
面对大陆新的对台政策与新的做法,国民党委员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坚定地将大陆一切的作为,定位为“对台统战”,快速地采取了反制的行动.
1979年1月6日,就在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第6天,蒋经国召见了时任“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主任”的楚崧秋,要他负责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命名为“固国小组”.
1980年1月29日,蒋经国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后,召见甫于四中全会获选为“常务委员”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对他说：“目前反统战的工作非常重要,从现在起由你负责！”
王昇是从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行政专员时,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极受蒋经国倚重,在台湾长期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一手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建立了“政战系统”,被称为台湾的“政战教父”.他对蒋经国是绝对的效忠与服膺,可以说,蒋经国说的每一句话、交代的每一件事,王昇都是绝对的服从.但是,唯独这次蒋经国要他负责对的反统战工作,他感觉责任太大,又是政治性极高、极度敏感的工作,因此他请蒋经国重新考虑人选,但是蒋经国十分坚持,王昇不得己,只有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困难的工作.
不过,王昇向蒋经国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反统战小组所有的工作,应经由党部蒋彦士秘书长向主席报告与请示.”蒋经国听了后说：“你们去商量好了.”就这样,国民党的这个反统战单位,就改由人力、物力都十分充实的政战系统接手,展开对大陆统战强力的反击.从“王复国办公室”更名“刘少康办公室”
王昇与蒋彦士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之下,设立一个隐秘性的小型幕僚单位,称为“王复国办公室”,于1980年4月1日成立,除由王昇担任主任外,政论家李廉担任书记.下设情报、计划、协调、行政秘书各一人,人事极为精简,皆由党政相关单位选调而来的优秀人才组成.同时,因工作需要,成立基地、海外、大陆三个工作研究委员会,各设召集人及秘书一人,再由各召集人推荐学者专家与相关党政单位的副主管为研究委员,每周集会商讨各项反统战工作的推动计划.三个工作研究委员会的召集人均由蒋经国亲自核派.
根据要求,“王复国办公室”对于大陆对台统战的情报,随时予以掌握,所有作业,无不针对的策略及海外、基地所呈现的状况,专项研拟反制对策.凡是由“王复国办公室”所提的重要拟案与建议,莫不经过三次以上的反复研议,方签请蒋彦士转呈蒋经国核示.蒋经国核可后的案件,再由蒋彦士协调党政相关单位贯彻执行.
“工复国办公室”在成立了一年以后,为了保密与欺瞒的需要,呈报蒋经国核定,正式更名为“刘少康办公室”,取历史上“少康中兴”之典故,期望“刘少康办公室”能够为台湾再创一个“中兴”的历史.
1980年4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的国民党内部、肩负反统战任务的“刘少康办公室”由于成立的目的明确,工作目标有针对性,因此初期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效.但是,为何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少康办公室”竟然成为台湾政坛许多人的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呢？
成为“太上中常会”惹众怒
谈到这个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时任“刘少康办公室”计划秘书李在方仍有许多感慨,有不胜唏嘘之叹.凡是“刘少康办公室”要做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秘书拟具计划,再送请蒋彦士办公室核可后,交有关单位负责执行.必要时,再由蒋彦士向蒋经国报告请示后,付诸实施.
对于“刘少康办公室”后来之所以成为许多政坛人士不满的原因,李在方认为主要是权力太大,拿着“反统战”的尚方宝剑,几乎无事不可过问,而且还行文政府各部会,对有关业务“说三道四”,以致外界对“刘少康办公室”有“太上中常会”与“太上行政院”的批评,得罪了许多人,这就对“刘少康办公室”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终免不了被解散的命运.
李在方举例说：“我曾亲耳听到‘刘少康办公室’的书记李廉,动不动给有关单位打电话,开头就说,这里是王（昇）上将办公室.这种态度倨傲、仗势凌人的味道十分浓厚,不论是谁,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肯定都是一肚子气,这笔账就算到王昇与‘刘少康办公室’的身上.”连资深的“刘少康办公室”大陆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也曾劝王昇要多向蒋经国做说明,避免这些外界的批评与攻击在政治上发酵,最后不可收拾.
但是,王昇总觉得他做事完全坦荡无私,对蒋经国绝对效忠,无需刻意去做说明与解释.况且台湾政坛闲言闲话、是非恩怨的风气,一向盛行.如果顾虑太多,根本做不了事.因此,他并不在意这些批评与攻击,仍然主动地去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甚至会惹怒别人的事.这种情形,看在李在方眼里,不禁要为王昇叫屈：“王昇虽然常年在政界任要职,可是有时却缺乏防人之心,甚至令人摆布,实在冤枉.”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蒋经国下令裁撤
对于“刘少康办公室”扩权与擅权的一个具体事证,就是曾任“教育部长”、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的李焕,在退休后一次谈话中,提到以下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3年的年初,当时我还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有一天接到“教育部长”朱汇森的电话,希望我到台北去与他见面.结果见面后,朱拿出一份“刘少康办公室”的公文,内容是要求“教育部”比照军中实施“莒光日”给全体官兵上政治课的做法,在全台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每周都要上政治教育课程.朱汇森明白表示“教育部”做不到,也不敢做,想想看要让大学教授乖乖地来上政治课,那不闹翻天了吗？因此朱汇森请与王昇同为蒋经国干部学校学生的我,去找王昇,希望“刘少康办公室”能收回成命.
李焕因此奉命去找了王昇,向王昇表达了朱汇森的意见.但是王昇很坚持,认为这是“刘少康办公室”经过开会讨论,共同决定的意见,不是他一人说了算数.同时,公文己发出去,很难再收回来,王昇还反请李焕转告朱汇森：“希望勉为其难,加以配合执行.”李焕在未达成使命的状况下,只有回报朱汇森.面对这种情形,朱汇森迫不得己,只有直接请见蒋经国,面报“刘少康办公室”下达如此难以执行的命令给“教育部”.据李焕说,蒋经国听到朱汇森的报告后,非常生气,直说：“他们简直乱来.”这件事发生不久后,“刘少康办公室”就被裁撤,王昇也被调职,接着外放担任“大使”,远离权力核心了.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刘少康办公室”的扩权与擅权,影响其他各单位的职权甚大,最后成为众矢之的,有权的人纷纷在蒋经国面前告御状,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注定“刘少康办公室”难逃被裁撤的命运.而这个在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推行“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计划,引起诸多的反弹,并惹火了蒋经国,终于成为推倒“刘少康办公室”最后的一根稻草.
（摘自《世纪》吴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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