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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土地不朽的精魂
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描绘了八十年前及期间发生在桑植这片红色土地上普通百姓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建设家乡、奉献青春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历史的残酷和现实的英雄本色,是一幅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宏阔画卷.
桑植是一块英雄的热土,有着纵贯历史与现实的不朽精魂.面对红军长征出发后桑植人民遭受到大规模、大面积的屠杀而躲进深山老林,长征途中沿途遗留的伤残战士和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作者亲抵现场,另类构筑,独具匠心,另辟蹊径,在正确把握和准确取舍的基础上,以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智慧,赋予历史新的表现,那就是既不着墨于炮轰鸣,战火纷飞,波涛与气浪相卷,血水与江水横流,一杆杆红旗前仆后继,一队队战士激流勇进,也不写敌机狂轰滥炸形成的巨大漩涡,战士身躯如浪起伏形成的翻江之势,未熄灭战火和裹着狼烟的浮云,而是浓墨重彩地写出“红军前脚刚走”,在桑植的大地上“只要是员,只要是红军,只要是红军亲属,只要曾经帮助过红军的老百姓,逮着就杀”.不仅红军女儿队队长三娘丈夫被杀,接着又杀了老大刘经忠、三娘、老二刘金芝、老三刘银芝,一家七口杀了五人；而熊朝盛爷爷九个娃儿八个红军,七个牺牲；刘经才爷爷老儿被追杀躲进山高路险四处悬崖的五峰山,刘子忠老儿也躲进江六坪过了十五年“野人生活”；戴桂香与丈夫结婚总共在一起不到三个月,贺锦斋就在战斗中牺牲,她守寡整整六十七年；钟冬姑等丈夫刘开锡十三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丈夫在成都战役中牺牲,一直守到一九六二年去世,真是而残酷,苦难又惨烈.
那些红军的后代,既有刘金元那样大公无私——村支书一当就是整整半个世纪,又有贺晓英这样的光荣院院长照顾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和烈士亲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千就是几十年；既有黎安星那样能当好兽医,又能当好村支书的现代知识型村干部,又有刘祥明这样在家务农,主要经济来源靠开“后八轮”（一种货车）,也要保护好红军住过的老木屋的人.这就使历史的回声与时代的新声自然交响,它们既可独立成章一展风采,又有内在联系承前启后；既在凄凉悲壮中爆发出强烈的震撼,又在大气磅礴中展现了宏伟的壮阔.长征兴国,改革为民,血脉相连,前后呼应,表现出了桑植儿女的血泪、赤诚、勤劳与担当,彰显红色文化,传承不屈精神.
桑植民歌历史悠久而源远流长,缠绵悱恻又血泪辛酸.作者巧妙地借用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为书名,让桑植民歌这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作品的始终,就使作品有了厚重的文化质感和浓郁的诗情画意.正如纪红建在作品中写道：“桑植民歌,既反映着他们的梦想与生活,又反映着他们的不屈与顽强”,“既充满着快乐与智慧,又饱含着汗水与血泪”,多情而不失时代特征,灵性而具有高尚情操.因此,桑植民歌就是他们生活的反映,是时代变迁的记录.那一首首如泣如诉、悲苦哀怨的歌谣—“月月辛苦月月忙,累断筋骨无食粮”“天是我的铺,地是我的屋；手膀子做枕头,盖的是肋巴骨”“身穿破衣服,携家趴壕去；深山野林躲,吃住天照应；望眼家乡地,处处狼烟起；房屋成火海,家在火中泣”；那一支支心花怒放、盼望红军的乐曲——“红军悄悄来毛垭,心里喜得乐开花,柴火烧得旺又旺,炕上腊肉下了架”“我送红军上山梁“‘犀牛望月姐望红军早回乡”；那一曲曲风味浓郁、激动人心的赞歌——“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解放我农民,苛捐杂税齐取消,从此农民大翻身”“春季里百花朵朵开,翻身花开在心头上,哪个不开怀.反动派垮得快,人民上了台”——这些桑植民歌在作品中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虚实结合,让鬼斧神工的神奇与血肉横飞的场面相互映衬,就描绘出了一幅幅粗犷中有细腻的历史生活图画.
桑植民歌中的情歌,在《马桑树儿搭灯台》中表现得更加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使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显得更加形象、生动、活泼.像“郎在河中啊撒渔网罗,姐在哟河边哟洗衣裳（咿哟）,洗一洗来呵望一望罗,棒棒哟捶在哟（情郎哥哥儿喂咿哟）岩头上（哟喂）”,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美丽的水墨画,情妹见心仪的英俊少年在河中撒网捕鱼,竟没有心思洗衣,洗衣捧都捶到岩石上去了,真是情趣盎然,意蕴无穷.即使同一首民歌,由于时代的不同,其内涵也不一样,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比如“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写封的书信与（也）姐带（哟）,郎去当兵姐（也）在家（呀）,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你个儿移花别（也）处栽（哟）……”这首古老的情歌深情婉转,古朴苍凉,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就像武陵山脉的山泉水一样,清澈、自然、温润.到了红军长征时期,情歌的“郎去当兵姐（也）在家（呀）”就改为“郎当红军姐（也）在家（呀）”,这一改就成了红军歌,平添了时代的内涵与意蕴,表达的是情郎与情妹、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深深挂念和绵绵情意.这里既说明民歌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化,又使报告文学的文学色彩更加凝重而雄浑.
写实与抒情并存,是它突出的艺术特征.写实是报告文学的特点,正是这种写实的风格使它变得富有个性,产生出其它文学形式所无法企及的力量.这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文学的特征,是它迅速变得鲜明和巨大的原因,也是它文体自觉追求的结果.那“三娘家的地上、墙上、灶台上、门板上、床铺上,四处溅满了鲜血”,那杨玉阶“吃遍了山上的野菜野草,什么皮叶、岩汗菜、草、野麻花、水麻花、木瓜籽”,那“贺龙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所率领的起义部队八千多人”,最后“仅带了八个人回到桑植”,这种正面的写实,就是一种对历史毫不回避的写作风格.如果写实是报告文学的精髓,情感则是报告文学的灵魂.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报告文学由此也可以说是作家面对某种社会人生现象所作的一种情感表述.这种情感的力量,往往能够超越题材和形式,作品中《伤感与深沉的桑植民歌》对长征路上遗留云南境内的伤病员表现出的崇敬的感情是多么强烈而真挚,对书中指腹为婚的贺锦斋与戴桂香结婚不到三天就“郎当红军姐在家”的悲惨结局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哀叹,《我有两个故乡,一头是爹,一头是娘》对“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在五峰山,拿梭镖豁出命来与老虎搏斗、刺杀,是多么的伤感和心痛,等等,都是以浓浓的感情力量震撼着读者的心.
叙事（方言）与写意（描写）的交错穿插和巧妙结合,更使作品获得了张弛有度的艺术空间.如“逮”字,它在湘西方言中,就是一个万能动词,相当于“做、搞、吃、干、抓、开始”等,“逮（拿）走”“逮（问）吧”“逮（抓）的”“逮（干）些～‘逮（问）来逮（问）去”等,还有桑植毕兹卡称儿子为“惹必”,称土老司为“梯玛”,叫事情为“东东”等,都带着浓厚的地域特色.而“青山环抱,一栋栋古朴的吊脚楼和现代的小洋楼在绿树红花掩映中,显得宁静而淡定”的描写,以及或细雨甘霖、雷雨冰雹,或黑瓦木屋、袅袅炊烟,或山高林密、悬崖峭壁等,都描绘得淡雅清爽,活灵活现.正是语言的这种粗犷与细腻的交错与穿插,才把以历史为经,事件、人物为纬的桑植红色故事描绘得这么别开生面,这么震憾心灵.
责任编辑：刘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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