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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梳理和当代反思

陈晴,吕万刚,宋广成

（武汉体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百年足球梦,期冀早日圆.足球（蹴鞠）发祥于中国,明清时期逐渐式微而流向西方.现代足球成型于英国,经香港传入内地沿海,由教会学校和青年会推促力荐,波及各地而得以普及.足球运动回归中国,香港队曾经代表中国出战,在远东运动会上创造十战九胜的历史辉煌.足球运动的历史轨迹,几经跌宕起伏,牵动着国人的足球情愫与纠结.在“振兴中国足球”的时代感召下,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国人平民,无不对足球充满期盼与希望.在这个档口,我们回溯历史,梳理脉络,总结经验教训,企求通过历史反思和自省,为拓展中国足球把把动向,达其史为今用的当代价值与体育效能.

关键词：

足球运动；百年回顾；振兴足球；历史借鉴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9003906

Reflection on Chinese Football over Past 100 Years

CHEN Qing,LYU Wangang,SONG Guangcheng

（Wuhan Sports Univ.,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China’s one century dream of winning football is hoped to be fulfilled. When looked back,football（Cuju） was originated in China but declin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modern football was formed in the United Kingdom,introduced to Mainland China via Hongkong,and became popular through the promotion by the church schools and the Youth Union. The Hongkong Football Team representing China won nine championships at ten Far East Games. Football in China has had so many ups and down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ull of hope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football,which can be reached through learning the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taking reasonable initiatives.

Key words:Football; review; revitalization of footb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1我国足球运动的百年演进与历史轨迹

1.1现代足球的成型与渐进传入大陆

1.1.1现代足球成型于英国

据说,中国蹴鞠传入英国之始,人们相互掷球踢球,无场地无规则,只是一种游戏而已.由于人们毫无规则地随地踢球,扰乱人们生活和工作,国王曾经两次下令：在节假日和城内禁止踢足球,“违者则受”.直到1490年,才正式把踢球定名为“足球（football）”.至十七世纪,足球才获得了自由；十九世纪中叶,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改变,足球在学校中得以快速发展.同时,足球运动在欧洲其他国家及拉美一些国家也已兴起.1948年,足球比赛的《剑桥规则》诞生了.该规则是在英国伦敦的牛津和剑桥之间进行比赛时制定的一些规则.当时每队有11人参赛,缘于当时在学校中每套宿舍住10名学生和1名教师,他们每方11人进行宿舍与宿舍之间的比赛,现在的11人赛制就是那时规定延续的[1].1896年10月26日,英国足球协会在伦敦召开了近代足球史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比赛规则草拟出来,当时的条文与今天的规则差距甚大.后来又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才成为我们今天实施的足球比赛规则.

1.1.2现代足球经香港传入大陆

战争之后,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殖民香港.香港早期的体育活动也主要由英人组织和参与.1851年香港木球会成立,其他体育项目会也相继成立.英人把流行于本土的足球运动也带到了香港,1886年建立香港足球会,随后举办特别银牌赛事,分别是亚洲最早的职业联赛和锦标赛.在香港快乐村的育才小学和王东宁小学,毗邻英国人的足球场,孩子们经常看到英人踢球,引起关注与好奇,就模仿英人踢“野球”.这两所学校毕业生大多升学入皇仁书院、圣约瑟和拔萃学校,奠定了这三所学校的足球基础,培养出一批早期的“足球人物”,如南球王李惠堂.据《五华县志》记载,1873年德国巴色教会开办了元坑中学,并把足球运动带到这里,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把足球作为体育运动[2].再,五华籍的学生赴港入教学习,学成后回家乡传教,如张复兴、徐复光、曾兴等人,把足球也带了回来.元坑中学培育出内地本土的一批早期足球健将,如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等,他们不仅成为足球运动在梅州地区早期的播火者,也推进梅州成为早期内地开展足球运动的发祥地之一[3].

1.1.3教会学校推动内地足球的广泛拓展

首先,北京潞河的足球活动与赛事.美国教会于1867年在北京通州设立八境神学院,先后沿用名为潞河书院、潞河中学、协和书院,后大学部并入汇文书院.1895年潞河就开展了棒球、足球、篮球、网球、田径等项目的体育活动,最出彩的是1906年协和（潞河）大战英国兵的佳话.其次,圣约翰大学的足球活动.圣约翰大学被誉为“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1879年创建于沪郊西乡的梵王渡,学校十分重视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1896年上海的第一支足球队在圣约翰成立[3].再次,北京汇文书院的足球活动.汇文书院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初创于1871年,是一所教会中学,1888年设大学部命名为汇文书院.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1905年,协和书院与汇文书院举办了一场足球赛,这是京畿历史上第一场校际间的正式足球比赛[3].可见,潞河和汇文是早期京津地区足球运动的引领者和示范者,为足球运动在华北推广普及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四,华中文华大学的足球活动.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在武汉创办文华书院,校址先是武昌横街头,后迁至武昌昙华林.1903年设立大学部,定名文华大学.学校办学伊始,就十分重视体育和军训,盛行清末民初的童子军教育就源于该校,校足球队在华中地区的所有赛事中都战绩斐然.在上述几所具有标志性或代表性教会学校的带领和推动下,足球运动随后也在厦门、南京、天津、青岛等地的教会学校中也陆续开展起来了.

1.1.4唐文治主导下南洋大学的足球活动

除了教会学校早期开展足球运动外,华人校长和华人学校第一个“吃螃蟹者”就数唐文治和他主持的南洋大学了.唐文治书香世家,研读经学,接触西学,18岁中举,1892年中进士.曾就职于清政府的诸多部门,参与筹建京师实业学堂.期间曾访日、访英,顺访法、比、美诸国,赞赏牛津大学,认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兴之望.”唐文治1907至1920年任校长,奠定了交通大学的基础[4].由南洋大学专业调整于1911年而独立设置的吴淞商船学堂,继承了南洋“母体学校”的传统,足球运动在华东地区也负有盛名.在办学过程中,注重道德、注重实学、注重体育、精选教师、强化国文外语、勤俭朴实,集中体现了唐文治治理学校的主旨和经验.在管理过程中他最重视两件大事：以德育人和体育锻炼.他聘请苏格兰人李思亷出任学校足球队教练,自是南洋体育日益发益,该校计分训练的项目有八类：足球、网球、篮球、棍球、游泳、田径、技击、童子军操.南洋大学是中国官学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学校,与圣约翰大学共同成为上海乃至华东地区足球运动的引领高校[4].华人唐文治主持的南洋大学先行先试,起到了示范作用.

1.2民国初期足球运动的普及与不菲的远东战绩

1.2.1校园足球运动得以快速普及

梅州是内地早期开展足球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907年就开办了体育学堂,到1917年,梅州的梅州中学、乐育中学、东山中学、岭东、育强、百士、松光等学校先后建起了校园足球队,推广该区域的足球活动.在华东地区,除了圣约翰和南洋大学外,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先后组建了足球队,称之为华东六大学运动会.1914年成立了华东各大学校体育联合会,举办大学足球联赛.至1920年,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高师相继加入,并成立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组织足球、田径、篮球、网球、棒球等项目的赛事[5].华西大学足球队是成都地区的标志性球队,从大学和中学生中选拔组成.四川大学足球队也势力雄厚,拥有兰石鹿、杜光永、刘公让等优秀球员.在华西协中、储才中学也建立了足球队[6].在东北地区,在1926年,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奉天体育专科学校效仿香港球会的组织形式,组建了一批足球团队,经常训练并组织校际比赛.

1.2.2全国运动会设立足球运动专项比赛

全国运动会其实在清末就已开启,是“军国民教育”推动的产物.民国早期又将其延承下来,从1910年至1948年,不规则地举办了七届,每次均设有足球专项赛事.再以参加球队的数量看,代表性渐递广泛和球队逐渐增多,佐证足球运动在渐进普及和推广.1910年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全运会,仅有华南、华东两支足球队参赛.华南由香港南华体育会组队,华东由南洋大学与圣约翰书院组队,华南以1∶0获胜.1914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届,竞赛单位分东、西、南、北四部,足球只有东、北两部组队,结果东部获胜[3].1924年在武昌举办第三届,足球有华北、华东、文华大学、湖滨大学四队参赛,实行淘汰制.华东以10∶0胜湖滨,文华以3∶0胜华北,决赛华东以6∶1胜文华获冠.1930年在杭州举办第四届,规定以省市为单位参赛.上海队一路所向披靡,初赛胜湖北,复赛胜广东,决赛胜南京,夺得冠军.1933年在南京举办第五届,有17个代表队参赛,比第四届多了四川、山西、河北、香港、江苏、山东、绥远等7个单位,少了天津、浙江两个代表队.1935年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办第六届全运会,共有17个足球队参赛：山东、青岛、江西、河北、浙江、河南、湖北、辽宁、南京、福建、上海、北平、安徽、四川、青海、广东、马来亚华侨、香港、湖南,采用种子法编排秩序,并产生前4名.由此可见,民国早期足球运动定点普及,路径曲折.

1.2.3远东运动会上创造辉煌战绩

从1913年至1934年,共举办十届,一般采取隔年举行（也有例外）,主场则采取循环轮流坐庄,其序列依循菲律宾、中国、日本并以此循环,赛场采取单循环制.当时大陆足球还是刚刚起步,主要由香港的“南华足球会”组队代表中国出战,前几届队员全为香港籍,后来才有少数大陆球员参赛.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第一届,由于准备不足加之长途劳顿,菲律宾获冠军,中国获亚军.第一届至第八届均为隔年举办,1930年举办第九届,1934年举办第十届,中国举办地为上海,菲律宾为马尼拉,日本为和大阪.除了第一届中国代表队为亚军外,其余九届皆为冠军,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士气,传播了中华文明和体育精神.上海《申报》将日本刊登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誉获“铁军”称号[8].同时也涌现出“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脚”孙锦顺,“飞将军”冯健维,“三代球王”唐福祥,“铁闸”守门员包家平,以及莫庆、张汉荣、梁玉堂等一批足球健将[9].尤其是以香港队员为主力组队参见远东运动会,取得十战九胜之辉煌战绩,大大鼓舞了国人士气和推动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1.3民国后期足球运动的兴盛与衰落

1.3.1校园足球在西部得以空前发展

东部地区在战前依然保持足球发展的强劲势头,向更加普及和更高水平上迈进.但由于1931年的东北9.18事件和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华南地区的足球运动因抗战和时局的恶变,足球运动勉强维持或受限活动艰难乃至完全中断.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在相对安全的西部足球运动得以快速发展.据史料记载,1931年成都校园组建“蜀健集团”,赴憧川、广安、遂宁、简阳等地举行足球比赛.1937年前后成都树德中学每年都举办足球运动会.1940年成都市体育会和四川省体育会相继成立,组织各种足球活动和赛事.华西大学体育负责人何健康、四川大学体育负责人宋君复邀请华西坝上几所大学的体育负责人,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民贤学院等院系主任,讨论校际间开展球类比赛,足球赛事随即铺开[10].

1.3.2各地足球协会相继成立

为了推动足球运动的开展和普及,南京政府时期各地纷纷成立足球组织,组织引导足球活动.1924年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诸多大学和体育会加入,先后举办十三届足球比赛.一直维系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止了活动.1926年上海成立乐华体育会,组织参加中华足球联赛并获甲组冠军,组织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史考托杯赛”中战胜九连冠的“腊克斯队”,开创中国人在该项目中击败外国强队的记录.可惜该队因经费问题于1931年解散.在上海工商界和社会名流的支助下,上海东华体育会于1931年成立,成为当时远东第一足球强队.树以足球之乡的广东梅县,1929年建立强民体育会,是早期的民办体育组织之一.抗战爆发后,该体育会投入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举办多次义演比赛而募捐抗战经费.1930年天津北宁体育会在北宁铁路局成立,1933至1934连续两年获得天津“爱罗鼎国际杯”亚军,1935年获该赛冠军.1937年两征日本,声誉鹊起,红遍中国,各地纷纷效仿成立组织推进足球运动[10].同时,还有更早设立的香港足球总会、南华体育会等足球协会各类活动,推动足球运动在战前达到一个阶段性.

1.3.3各类足球赛事逐渐递减

首先,全国运动会足球赛事中断.1930、1933、1935年举办了第四、五、六届比赛,后因抗战而无法正常举办,直到1948年才得以恢复举办了第七届.其次,城市足球赛事先后停办.中华足球联合会1937年停止活动.南华体育会1936年停止活动.北宁体育会1937年依样停止赛事活动.各地体育组织和足球赛事活动也先后陷入低迷或者停止活动.再次,远东运动会解散.该运动会也因日本人强拉“伪满洲国”参赛招致中国抗拒而解散.其四,中国足球首次接触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积极筹备参加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组成了沈嗣良等五人选拔委员会,遴选出以李惠堂为队长、包家平等队员的22人团队[11].国民政府财政空疏,球队只有沿途“乞讨”自筹经费,提前两个多月出发,途径越南、新加坡、印尼、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先后进行了27场比赛,胜23场平4场.一路征战,身心疲惫,到柏林旋即应战大赛.

1.3.4所领导解放区的足球活动

“红色”区域的足球运动主要包括瑞金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等根据地,人坚持群众性、政治性和健身性的体育导向,注重全民参与和强健身体,反对锦标主义,反对选手主义、反对博士和专家主义.1933年5月在江西瑞金,根据地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设有足球比赛项目,由红军学校队夺得冠军.同年七月,瑞金县少先队总部举办少年运动员选拔赛,足球列入选拔项目.在随后举办的“八一”运动会上,把足球设为体育比赛项目.1940年5月4日,陕北根据地成立了“延安体育会”,组织领导体育工作.1941年秋在根据地《解放日报》体育专刊上题词“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林伯渠、李富春、陆定一等撰文,强调体育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次年在延安举行的“九一”运动会上,正式项目有田径等八项,足球等十三项列为表演项目,党校、延安大学、印刷厂、延安侨委、延安政府机关等单位参与表演比赛[3].

1.4新中国前期足球运动的规整与发展

1.4.1颁布足球运动法规和成立中国足球协会

建国初期,足球运动水平较低,人才匮乏,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培养优秀运动员并实行甲乙级升降制.1956年4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同年开始实行甲乙级足球联赛[3].1964年2月27日至3月12日,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团、教育部共同召开全国足球训练会议.其中强调：一是广泛开展群众性足球运动,加强青少年的训练工作；二是加强专业足球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训练工作；三是改进全国足球竞赛制度；四是加强对足球运动的领导.为了适应国际足球运动发展的需要和推动国内足球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1954年底报请国务院批准,于1955年1月3日成立了中国足球协会.任命黄中任主席,张联华、侯洛荀任副主席,于鹏飞任秘书长,委员十六人（指定梅县、延边、大连各一人）,组织领导足球运动和足球赛事[13].

1.4.2设立独立体育院校培养足球人才

1952年我国政府设立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其后体委设立球类司,该司下设足球科,具体负责足球运动与赛事.从1953年起先后在北京、武汉、上海、成都、西安、沈阳设立了国家体委直属的六所体育学院,按区域布点设校培育体育人才及其足球人才.先后有15所体育学院设置足球专修课程,武汉、成都、西安等体育学院,本科开设72学时足球课,专科开设44学时足球课.在建国后前期,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西安、广州体育学院和西安大学等院校培养出一批足球专业研究生,他们已经成为学科教学、科研、训练、比赛各方面的领军人物[14].另外,坚持“派出去、请进来”的足球人才培养战略.1954年4月,中国首批15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柯轮率领下赴匈牙利学习训练,培养出犹如张俊秀、张宏根、年维泗等一批足球健将或足球组织领导者.

1.4.3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建国伊始,政府把群众体育和大众足球作为工作重心,“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并使之普及和经常化”.首先,建立全国足球竞赛体系.六大区和解放军、铁路系统为参赛而广泛开展群众足球选拔赛和足球活动.其次,体育协会先后成立.1956年全国先后成立20多个行业体协和4万多个基层体协,为群众性足球活动提供组织保障和赛事安排.再次,足球场地的建设.经济发展和群众诉求加快了足球场地筑建,1953年至1957年建成体育场馆18191个,为普及足球运动提供了场地设施.各行业足球运动也风起云涌,如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系统的足球比赛时起彼伏.其四,出台了群众体育的有关规章.例如借鉴苏联的劳卫制、职工体育制度、基层体协制度、产业体育制度等的颁行与实施,促进了足球运动的广泛开展.

1.4.4足球运动各类赛事频繁而赛绩起伏不定

首先,全国足球赛.建国初期的1951、1953、1954、1955、1960（开始实施甲、乙等级赛）、1961（甲级联赛单循环制）、1962、1963（全国分区赛）,依据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安排具体赛事.而甲级联赛坚持的较好,几乎年年有赛事；而乙级联赛乃至丙级联赛相对较差,时而举行时而中断.其次,全运会的足球赛事.1959年首届全运会足球预、决赛在五月和九月举行,开幕式上举行了广东队与北京队比赛,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亲临观看.由河北队与解放军队决赛,解放军队获冠.1965年全运会足球赛,经过七、八、九的三个月赛程,河北队夺取冠军.再次,足球参与国际比赛和国际交流.1951年派解放军代表队到捷克参加国际赛事,1952年组队参加第15届奥运会,1956年派团参加第六届奥运会,1956年在北京举办中、朝、越三国足球对抗赛.1959年在全国运动会上,邀请苏联国家队和匈牙利国家二队与我国足球队进行对抗赛,我国足球队以1∶0胜匈牙利队,0∶1负苏联队.其后,国家队又以4∶2胜阿尔及利亚国家队,以1∶0战胜荣获1958年亚军的瑞典尤哥登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5].

1.5改革开放以来足球运动的调整与探索

1.5.1颁布有关法规引领足球改革发展

1979年国家体委递交《关于提高我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的请示》,4月19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请示报告.具体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发展群众足球,特别是青少年足球.二是抓好重点地区的足球运动.三是组建国家青年队.四是积极推进足球国际交流.五是加强足球科研工作.六是举办国际足球邀请赛.七是兴建足球训练中心.八是加强足球运动的宣传.并确定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六个地区作为开展足球运动的重点地区.同年11月国家体委召开足球工作会议,落实相关精神,通过了新的协会章程,选举产生新的足球协会.在其后十余年,该《请示报告》就是我国足球工作的基本准则[16].1992年“红山口会议”的“职业化”改革,成为足球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和足球下滑的“转折点”,引起业界的关注和质疑.其后专题予以表述.再者就是2015年2月27日在第十次会议上,主持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足球运动“脱胎换骨”的时代和足球事业的春天真正到来了,这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足球改革发展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

1.5.2设立足球学校培育足球人才

为了加强足球训练工作和人才培养,1981年和1985年国家体委两次召开足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前期经验教训,在1985年的会议上推出《加强训练工作的十项措施》和《队伍管理教育的几项建议》,确立了1986至1990年工作计划,提出七项训练任务和具体要求.1980年国家体委等三部门颁布《关于在全国中小学积极开展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推动校园足球活动.到1982年北京市设立了89所足球项目学校,校际足球队394个,业余足球队员5 000余人.武汉市设立足球运动学校156所,有三分之一学校坚持常年训练.天津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授予“足球运动传统学校”称号,予以政策支持.上海市至1986年拥有“足球学校”的中学有200余所,355支球队,4 683名足球队员参加比赛.在群众足球活动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城市营造了良好的足球氛围,在广泛开展足球活动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足球人才.例如天津的“左氏三兄弟”以及张业福、李学俊等,均出于业余足球训练学校；上海成立首个民间足球组织—东华足球会,为振兴足球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1.5.3足球赛事中的业绩与亮点

1987年男足进入奥运会决赛圈.第24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分为两个区,两区冠军队进军汉城.第一阶段中国队战胜香港队、菲律宾队而获得晋赛资格.第二阶段经过全力拼搏,又战胜尼泊尔、泰国、日本队而收官,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民族夙愿.足球改革初见成效,得到政府和民间的一致赞誉.此时男足主帅年维泗、曾雪麟、高丰文以及张宏根等功不可没,王牌球员容志行、李福胜等贡献巨大.女子足球也异军突起,战绩非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两江女子体专和广州中大附中就有女子踢球记录[3].女足虽起步晚,但步伐稳健且速度飞快,屡获佳绩,为国争光！同时也窥探到中国台北女足也快速成长,战绩令人敬佩称道！此时中国女足王牌教练丛者余和尚瑞华被誉为“女足之父”；王牌球员孙雯、刘爱玲、高红等人战绩斐然,孙雯被世人誉为“铿锵玫瑰”和“世纪女足小姐”[17].

1.5.4“红山口会议”引起足球业绩持续下滑

1992年6月中国足球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原八一体工大队所在地）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确立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主要议题包括：一是职业化改革的方向与条件；二是改革的步伐与规划；三是为国家队聘请外籍主教练；四是选举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的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伍绍祖、袁伟民到会讲话；李铁映会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认为这是“决定中国足球运动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性会议”.李铁映所讲的改革精神主题是：足球改革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制,自筹经费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地方足协要实体化,不搞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1819].会议起草了包括《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等22个文件.在《方案》起草和报告中就有“极大的争议”,不断有质疑和批评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被迫”作了“五点说明”,求得会议支持.最后会议通过了包括《方案》和其他21个文件,被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在争议中闭幕了.足球职业化的前几年,足球运动确实出现过“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好景不长,接下来业绩一路下滑,足球界问题叠生,国人经济文化需求的增长与足球业绩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反差,引起国人不满,使国人大跌眼镜.

2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现代反思

2.1按照足球自身发展规律管理足球

足球运动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单纯的竞技活动.俱乐部的投资和经营更多地属于市场规律,足球人才培养又有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规律.这些规律互相制衡,有机融合统一而又各司其职其责,才能够实现平衡平稳、健康快捷的有效有序发展.那个单项规律打破或打乱,就会殃及到整个系统.尤其是足球人才培养的规律,是整个足球运动发展的基石,起着主体作用,不容有误有失.一旦足球人才这些基本规律遭致破坏或者出现紊乱,整个规律体系或价值体系则不堪一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了,近期,中国足球通过发布了《关于印发我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的通知》,方案和规划中都明确了中国足球未来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方案》强调遵循足球发展规律,并作为总体要求和指导思想写进《方案》之中：把足球改革发展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创新体制,遵循足球发展规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思想作风和队伍建设,努力建立专业高效、系统完备、开放、运转灵活、法制健全、保障有力的机制体制,推动我国足球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2.2深化体制改革,营造良好足球生态环境

中国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种体制滋生许多弊端甚至犯罪.《方案》对该问题从机构设置上予以匡正,取消足管中心,中国足协改为社团组织,脱离国家体育主管部门,成为独立的法人代表,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组织和领导国内相关足球活动和足球赛事.并优化领导机构,工作人员不设行政级别,组成人员要求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方案》要求足协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加强行业自律,着力解决足球领域的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目标倾向.《方案》还对完善职业化足球俱乐部和运营模式,以及竞赛体系和联赛体制作出要求.在依法治国大趋势下,把中国足球发展纳入依法治体和依法治足的法治发展轨道.以依法治理足球来消除国人疑虑,增强国人的足球信任和足球信心.

2.3明确各阶段发展目标,扎实有序推进

《方案》明确提出了足球改革与发展目标及其路线图.主要目标是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各种关系,适应中期发展规划和目标,创立适合中国特色的足球运行和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第二,中期目标（2021-2030年）是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度增加,职业联赛组织与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队跻身亚洲前列,国家女队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第三,远期目标（2031-2050年）是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社会文化；职业足球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国家男足国家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2.4办好足球学校,注重青少年人才培养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致力于中国足球则中国足球才有希望,才有“源头活水”,才后继有人,才可持续发展.《诗经·旱麓》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其义为：“老鹰展翅飞上蓝天,鱼儿摇尾跃在深渊.和乐平易好个君子,怎会不去培养青年”.扩大中国足球人口,重点在青少年,主要重心集中于校园.校园足球是基础,青少年则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后劲、希望和未来.培育青少年一代的足球兴趣、足球志向、足球责任、足球使命、足球技能,是涉及到中国足球“长治久安”的决定性战略战术,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及早实施,“抓铁留痕,踏石留印”,为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心理基础和人力资源保障.足球人才特别是足球高级人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直接关联着足球运动发展的层次水平和后劲潜能,势必引起教育部门和某些高等学校的关注,并付诸于行动,为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做出探索和贡献.目前,成都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已在先行先试,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示范.

3结束语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项目,也是全民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百年足球需要回顾与梳理,需要反思发展的轨迹和自身的曲直得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源头方能致远.当下,时代赋予足球运动新的责任与使命,“振兴足球”成为时代的强音.我们还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史学研究原则,从百年足球史中探讨足球运动与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求中国足球运动演进的路径与规律,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借助强势东风,自觉地把足球梦与体育强国梦、中国梦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足球运动在民族崛起和立德树人中发挥一个体育项目的积极效能,争取更大的发展平台和空间,做出自身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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