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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和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比较论

王兆刚1　吕　静2

（1.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2. 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

摘要：陈炯明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他的政治思想与孙中山颇不相同.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陈炯明坚持由地方自治开始,用和平的手段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反对集权于或借助于革命政党与领袖；孙中山早期也曾有过和平统一与实行联省自治的设想,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改而主张通过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国家统一,此后以县自治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二者都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和国,在政治思想上有殊途同归之处.

关键词：陈炯明；孙中山；国家统一；比较

中图分类号：D6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2-0057-05

陈炯明既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也是孙中山的反抗者,二人的政治思想既有明显的歧异,也不乏共同之处.而其思想与实践的相同与不同,实际上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思考.近年来学术界对陈炯明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日益增多,评价也日趋理性客观,但对陈炯明政治思想的系统研究仍不充分,与孙中山思想的系统比较研究也有待深入.本文主要围绕两人对国家统一的相关论述分析二者思想的异同.

一、武力统一抑或和平统一

在国家统一的方式上,陈炯明更倾向于和平改造.他反对武力,只是在革命日益高涨之时,才转向通过武力打破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的道路.陈炯明关于救国的思想,开始于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前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研究兵学、以备有用”.但他随后的行动仅停留于弊政改革,即通过和平手段改造社会.至1908年他虽已经受朱执信、古应芬等所灌输的革命思想影响,但仍热衷于创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整顿育婴堂及义仓,筹办《海丰自治报》等,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他当选广东咨议局议员后,又一度热衷于通过谘议局开展裁撤广东善后局,革除衙署积弊,废除、禁绝一切,以及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等活动,希望通过局部地区的改良来实现统一救国的目标.直至1909年,在立宪运动新遭挫折的情况下,他认识到和平改革的无法奏效,认定速开国会不能救国,[1]于是经朱执信介绍,加入同盟会,投入到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的筹备之中.然而“二次革命”前陈炯明专注于在广东进行和平建设,只是在孙中山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才起兵讨袁.讨袁失败后,陈炯明埋怨孙中山是“以盲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自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2],认为“二次革命”“固自弃于国人”,表示：“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3],即不想再轻易举兵反袁.

综观孙中山的一生,有过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两种尝试,或者说是交替使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4]（P82）,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消除关卡林立、处处敛征、节节阻滞、遍地风波、满天荆棘的局面,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并消除因中国落后而招致的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使中国在二十年之内“驾欧洲而上之”. [4]（P8、15）这种温和的统一建议并未为清政府所接受,孙中山等“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4]（P82）此后他决定建立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走上了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的道路.其后孙中山基本坚持武力统一的道路,但在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时,他还有谋求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和平统一的筹划.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外国列强扶植袁世凯以代替清王朝,立宪派、旧官僚也大力提倡“非袁莫属”,孙中山曾寄希望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与袁世凯妥协,实现政体变革和国家迅速统一.他希望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特别是大力发展交通业,加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各地联系,形成中华民国的统一基础,来“保障统一之真实”,而“中国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5]（P491）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也失败,所以孙中山的和平统一主张再次受挫.在此之后的护法斗争中,孙中山越来越相信要在中国实行政治,必须用武力削平军阀割据.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他坚持护法立场,反对通过和谈来搞南北混一,他虽然派胡汉民参加南方代表团,但他认定：“近日和平之说,固盛播人口,然类为苟且敷衍自便私图之人所利用”,“鄙意为吾人此次创义,目的既为护法而战,则必期真正达到护法而后已；所希望者永久之根本和平,而非暂时之形式和平,否则惟有继续奋斗,万不可轻牺牲其主张.”[6]（P531）他在斗争中不仅认识到以斗争求和平的道理,同时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逐步感到要依靠人民的团结与斗争,并且只有真正自身有力量,才能争取和平.

孙中山力主武力统一,是基于他对当时情势观察后的一种信念.第一,他深切感到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只有革命”,只有把造成国家腐败至极的官僚、军阀、政客三种陈土清除,才能立起民国的“巩固基础”[7]（P125、126）.第二,他认定“救危之法,御外侮必自平内乱始”[1]（P16）,诸如“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多因“军阀已完全为要求此卖国条约之势力所支配”,因而无法废除；“惟有重新革命,而此条约亦当然废除矣！”[7]（P142）第三,他从五四爱国运动中看到清除军阀、官僚、政客的力量.他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被激而兴,而于此极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军心向义” [7]（P140、141）,可倚以革命.

在陈炯明带领粤军回粤之前,其与孙中山在政治问题上尚未有明显分歧,但在统一中国的步伐上则已显露出急进与缓进的区别.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和南北议和失败后,越来越趋向于以武力来实现国家统一,而陈炯明则企图保守广东,建设广东,再谋全国,其思想趋向是通过和平谈判和军阀间妥协来谋求国家统一.对孙中山武力北伐的做法,陈炯明采取明拒、暗挡和搪塞态度.所谓“明拒”即明白表示：“此时固内当较北伐为尤急”[8]（P700）,“余以为北伐云者,尚非其时机也”；并不顾事实地说出他对此事“并无所知” [8]（P703）,所谓“暗挡”是其除对饷械支援态度消极外,还加紧与湘、滇、浙等实力派联络,共策组织孙中山北伐；当孙中山准备率军从桂林经湖南北上时,陈炯明却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达成阻止北伐的协议.唐继尧亦称：孙中山“出师之议,竞存首先反对,先派人来密商实行助我回滇办法,劝我勿受其愚”[9]（P1393）.所谓“搪塞”即散播所谓“非反对其北伐,不过时机上究未以为适合矣”！ [8]（P700-702）当时报纸亦屡载陈炯明拟出师北伐云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孙中山坚持北伐,条件尚不成熟,他确是勉为其难；要陈炯明提供必需饷械,亦有其实际困难.[10]北伐的失败符合了陈炯明的预测,但绝不能据此定是非.我们应该拨开陈炯明的“搪塞”空言,看到陈炯明的不愿和反对北伐的真实态度.孙陈争执的实质是要不要通过武力统一中国的问题；而且需要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根据各自利害关系而对政策作出调整改变等方面加以考察.

二、分权抑或集权

在与地方关系上,陈炯明主张应该从法理上来正确划分与地方的关系.他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十分混乱,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采取联邦制,没有正确处理与地方关系,导致集权,地方教育实业等都不能得到很好发展,自治也无法实现.他之所以推崇联邦制,就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与地方关系.他认为与地方关系,不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集权,一种是地方分权,如果中华民国的统一是通过联省自治方式实现的,那地方分权制就自然形成了.如果权力与地方权力没有划分好,那么就会害怕地方权力过大,以武力来制止地方,而地方害怕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专制,也会考虑用武力来对抗,所以中国一直四分五裂,纷争四起.陈炯明认为,正确处理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国家行政的需要,“夫规定与地方之权限,非徒以弭乱而已；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与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规定与地方之权限,当取地方分权主义,其条理则政府之职权取列举主义,地方政府职权取概括主义” [8]（P872）.

陈炯明在刚进入政坛任职于广东谘议局期间,就已形成了明确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一时期他提出了《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主张筹办地方自治机构,认为“自治为立宪之要图,此而谓之小事,恐不知何事为大”！ [8]（P8-10）他在率领广东军队进入福建期间,两次拒绝任命他为福建省长的提议,坚持“以省长而论,则炯主张以民治民,非惟今日宣言,抑亦平生之宗旨.区区之愚,既不敢以福建为割据之资,尤不敢以省长为酬庸之具”,“炯主张以闽治闽,以民治民,盖地方分治之基,国家统一之法,悉原于是”, [8]（P349-351）坚持以自治来实现国家统一.1920年前后,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这激发了陈炯明本来就抱有的地方自治思想,虽然当时他还受到军事上的威胁,并受武力统一中国论的压力,但他积极在福建漳州进行地方自治建设,“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 [8]（P375）他回到广东之后提出广东省的事情应该由广东人民自己处理的主张,希望能够在广东进行地方自治建设,把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实现通过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

“六一六兵变”之后,陈炯明被免职退居惠州,在此期间他发表《联省自治运动》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联省自治方案,希望以此建立联邦制政府.1924年11月北京临时执政府成立后,宣布将召开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并邀请陈炯明出席会议协商建立集权政府.陈炯明随即发表《反对善后会议的通电》,认为这个会议“不惟违反人民公意,且恐启攘举之端,窃期期以为不可”,特电请“即行停止” [8]（P1050）.他坚决反对武力统一中国的做法,在这一时期他指出“联省自治,碍难抛弃”,认定“武力统一不适于今日之趋势”,对这一主张他表示绝不赞同.[8]（P982）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后,陈炯明仍然坚持他之前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思想,写成《中国统一刍议》一书,指出统一中国的最好的方式仍是“联省自治”,主张建立联邦制的国家.陈炯明在临终前高呼“共和！共和！”,仍然认为“中国地方自治为达到共和的唯一之路” [8]（P1082）.

孙中山曾经赞同联邦制,但坚持把联邦置于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之下.1897年,孙中山首次谈论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构架时,就主张在使“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才”之后,即“建政府以驾之,而作联邦之枢纽” [4]（P173）.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所提“平治章程”中也主张在建立省自治政府的同时,“于都内立一政府,以总其成” [4]（P173、193）.他于1912年初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各省联合,互谋自治”,但他同时强调建立政府,实行五个统一.[5]（P2）1921年5月5日,孙中山谈到“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又强调各省区必“置诸进步的修明的政府管理之下”, [7]（P533）其实质执政措施,亦亟欲以他主持的政府为龙头.而且,孙中山一直很强调他和他领导的革命政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1914年中华革命党总章更载明：在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11]（P118）这一点虽然随后并未做到,但是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就是为了“重新结合党人,以发展党势”. [7]（P136）《中国国民党规约》还订明：“本党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综揽党务”. [4]（P138）但陈炯明主张分权,认为政权建设应由下而上.[9]（P872）他主张,除外交、军事及对外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之权属于外,财政则划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其余则由地方处理.他反对“集大权于一己”； [8]（P560）认为“建立强固有力之政府,亦为时势所不许可” [8]（P990）；“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 [8]（P987）；至于党外,允许有派,“盖有党派,方有竞争,有竞争然后正义乃见” [8]（P987）.他指责“言国事者,或奢谈集权,或倡言统一,徒饰外观,终无实际” [9]（P622）.不过,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陈炯明的分权只能是军阀的权力再分配.

上面这些争执使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当桂林北伐受阻、孙中山率北伐军回师广东时,陈军主力尚在广西,建议孙中山乘机消灭在省陈军,再图北伐,未被孙中山采纳.陈炯明解职退居惠州之后,其悍将叶举等率军返省,不听孙中山安抚,于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孙中山经苦战五十余天之后,因后援被阻而被迫离粤赴沪,这次北伐遂告失败.

三、先分治后统一抑或先统一后分治

孙中山主张实施地方自治,前提是国家统一,地方自治是统一后国家建设的基础.而陈炯明则相反,他主张先着眼于地区,以地区自治来推动全国统一.中国早期代表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就指出,陈炯明因“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之地,不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而“放弃了全盘北伐计划”.[12]（P350-351）而孙中山则“首先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 [12]（P243）.正是这个问题,构成了孙陈的又一争执热点.孙指责陈：“惟在保境息民,并窥伺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需用兵而国内自定”指出这实属幻想；而且“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削弱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意识” [1]（P499、450）.“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之所以不适合今日之中国也”[13]（P296）.陈炯明则认为,“中国有真共和,乃有真统一；否则共和之实不举,统一之局必随之以破也” [8]（P976）.而其关键在于发展民权,实行地方自治,即“欲民治发达,唯有予以自由,使之自谋进步；此不特为国家统一计,即为民治完成计,亦舍此无由达也”；二在于“必采妥协的手段,而谋南北实力派为统一同盟之结合” [8]（P977）.他指出,“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实际上“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8]（P622）.

陈炯明在1927年退居香港之后,在香港著成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中,解释了“真统一”的意义：“统一乃立国问题,而非息争问题也.南北媾和,或各省拥护,不能谓之‘真统一’.真的意义,乃民国统一,必建筑于真共和基础上是也.申言之,中国有共和,乃有‘真统一’.”也就是说,“真统一”是现代化建设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继续集权于的问题.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谋求统一的方案,主要内涵是通过“南北妥协”“建立联治”,“产生合法的联治政府” [8]（P970）.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孙陈在统一中国道路上存在分歧与争论,但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同”的地方,他们对国家统一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

第一,孙中山是在追求和维护中国统一,而陈炯明也是谋求中国统一与国家领土完整.他首先肯定“中国为东亚一大古国,经五千年历史之演进,构成民族的统一国家,其基础早已巩固” [8]（P1063）,即中国应该统一而不应分裂,而今之所以纷乱破裂,是“政弊所生”,“军人一部分互为纷扰而已”.他肯定“惟目前最大之需要,厥惟统一与独立,统一不告成,则国内四分五裂,民族之力量不能集中,且消耗于兵祸,更不足战胜艰难,缔造新国,独立办不到,则国际左压右迫,各种必要的机会不能享受；且于条约,更无由改善环境,增进国际之和平”[14].揆其一生,诸如征蒙、处理澳门纠纷等事件,都表现出较强的民族立场,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港津之间,发表抗日救国言论,提出当前“惟一出路在于国民起而自决,组织一个救国大团体,实行全民总动员之运动” [8]（P1062）.当日本方面试探拉拢陈炯明并欲与之合作时,陈炯明以归还东三省为合作之先决条件,并坚决拒绝其巨额赠送.以他为总理的中国致公党是当时中国党团中最早提出抗日要求的党团.这些和孙中山生前反复表明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涵义和必须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言论多有类同之处.因此,孙陈之争,不是要不要中国统一、独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中国统一、独立的问题,二者间虽有立场观点的差异,但都站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的.

第二,陈炯明与孙中山都认为近代中国的不统一,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割政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挣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迅速实现中国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对这一点,孙中山毕生致力于解除国内外政治经济压迫,并主张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培植人才,通过实现现代化来清除地区畛域,保证中国的真正统一.陈炯明也赞成孙中山的说法,认为要实现国家的统一,除政治问题外,还要重视“社会经济为必解决之问题,宜全力注意开发实业；欲开发实业非赖科学不可,故吾党应注意培植科学人才,此为鄙人赓续孙先生之言而言者” [8]（P566）.

第三,如前所述,孙中山采取的是武力统一和平统一交替使用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统一,也期待过和平发展,只是由于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平统一与和平发展的愿望一再受挫,他才较多地强调武力统一.陈炯明也积极进行过武装斗争,但更多希望用和平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统一问题.因此他们的分歧不是绝对的采用一种,排斥另一种.从中外古今历史来看,两者都不乏成败例证.对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究竟使用何种方式是正确的,或者是由一种方式转换成另一种方式,都要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机来决定.至于如何择定时机选用合适手段,则要看政治领袖如何审时度势、做出明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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