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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摘 要]提高民众“获得感”,让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是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最终目的．新时期,影响民众“获得感”因素的主要有养老、收入、医疗这三大板块,即新三大民生问题.伴随着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我国已步入现代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理论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影响的视角,现代风险社会同民生问题共存且是包容关系,研究认为现代风险社会中出现的制度化养老危机、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以及医疗信任危机对当前我国民众的“获得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获得感”；民生问题；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 (2017)02-0045-05
一、概念界定及相关介绍
1．“获得感”的提出及其概念
2015年2月27日,总书记在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随即, “获得感”一词不仅成为“”热词,更成为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于2015年12月15日发布的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此外,2016年5月3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在京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中, “获得感”也入选为十大新词之一. “获得感”的提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获得.
“获得感”是由“获得”和“感”两个词复合而成,汉语词典中, “获得”一词指的是：取得（多用于具体事物）；得到（多用于抽象事物）.由此可以看出, “获得”一词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物质（可视）得到和精神（不可视）得到.“感”的字面意思就是：人对某种事物或人的情感表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感”被解释为感觉、情感、感想.所以, “感”具有主观倾向,更多指向精神层面.目前国内还未对“获得感”这一提法作出权威性的解读.不过,国内学者已从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述“获得感”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从政府和改革的角度,政府需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此来增强社会各类主体的“获得感”；从共享发展理念角度, “获得感”强调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理解“获得感”,要把握好“给”与“得”的辩证关系,既要讲究对社会的贡献,还要看到社会对人们的馈赠,也就是要处理好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
“获得感”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性的.[2]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即政治上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健全、生活愉快等；也体现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物质层面上,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有保障、接受良好的教育、老有所养等,这些都是具体的“获得感”.在精神层面,追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活得有尊严、更体面,这些属于抽象的“获得感”.而我们所说的“获得感”始终同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2．“获得感”与幸福感
“获得感”常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没有“获得感”哪里存在幸福感. “幸福感”又是“幸福”和“感”组合而成.汉语词典中, “幸福”被解释为：个人由于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幸福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而“感”字在上述中已经解释过了.获得感与幸福感虽属不同层面的表述,但不难看出,“获得感”与幸福感呈正比关系.幸福感是“获得感”的升华,属于更高层次范畴.相比之下,“获得感”比幸福感更接地气,更与实际相符.它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得到与满足.而且“获得感”比幸福感的实现也更加具有可衡量性的标准.如以住房、收入、职业、区域、教育等为衡量标准,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获得感”总是与民众实际获得的东西为衡量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应当是成果的享受者.“获得感”的提出是基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民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它表达了民众的美好愿景.从“获得感”到幸福感之间的升级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获得感”是实现幸福感的前提,幸福感是“获得感”的最终归宿.使“获得感”深入人心并造就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3]
3．衡量“获得感”的三大主要因素
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里有一句解说词：“人民的获得感,是一个国家最最宝贵的财富.”自2006年起,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开始以媒介为载体,每年调查十万个样本、累计数千万个民生基础数据,向社会报道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美好期待.时至今日,该活动已经持续十年了.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媒体民生调查活动,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已成为每年“”报道的独家依据.去年3月7日,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发布和分享了涵盖机遇、财富、消费、养老、幸福等方面的数据,累计近八十项大调查独家数据.其中,在收入这块,2015年64%的人相信2016年收入会增加,比例达到十年来最高.此外,研究表明：幸福感“V”型反转,50.81%的中国居民在2015年感觉生活幸福,也成为近五年以来居民幸福感的最新高点.[4]
长期以来,收入、医疗和住房在十大民生问题中排前三.然而2016年的大数据显示,养老(46.6%)、收入(54.8%)和医疗(45.3%)共同成为民生三大难题.其次才是住房40.0%、子女教育35.7%、就业23.5%和婚恋问题15.1%.[5]
养老替代了住房,在十大民生问题中排名第二.足以可见,养老、收入、医疗这三大板块关乎着民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人民福祉进程,因此, “获得感”的提升同民众对养老、收入以及医疗的期待密切相关.不难看出,十年来国人的幸福指数走势,与收入预期高度吻合.与此同时,新三大民生问题是影响民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也是目前为提升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应着力改善的地方.
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提档换速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发展“剪刀差”、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医疗事故、老龄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在全面深化改革、共享改革红利和人民期待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毫无疑问,我国已步入现代风险社会.
于是在此背景之下,风险社会理论对研究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因素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几十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日趋恶化,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风险”也就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贝克和吉登斯等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随之又被重视起来.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全球化问题、 “反思现代化”等,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使得“风险”成为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问题的关键.
在贝克看来,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毋庸置疑,风险确实与人类共存,随着科技社会的迅猛发展,加之人类活动渗透到各个领域,由最初的“自然风险”转而演化成今日的“社会风险”.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人类日益成为风险的主要制造者,这时的风险,较以往而言,其结构以及特征有着根本性的质变,被深深打上赋有现代意义的烙印.依据“两种”说,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技术性风险和制度化风险.对应的特征就是风险的“人化”和“制度化”.风险的“人化”是指人类活动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还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从而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造成伤害；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指的是人类为了寻找安全,创建了为适应环境和生存的规范性的框架.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出于对人类的安全的保护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自身其实还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制度固化、运转不畅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进而成为“制度化”风险.
风险社会的特征体现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养老、收入和医疗这三大块也不例外.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就是要规避关乎民生事业的风险,尤其是由于“制度化”和“人为”带来的风险.
三、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
“正是这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给现代性一种失控的毁灭性力量的感觉,并使得我们内心充满本体的不安全感.”[7] (P204)这种不安感妨碍了民众的“获得感”提升.着重分析现代风险社会在养老、收入．医疗这三大领域是如何影响民众“获得感”,以期进一步加强我国对现代风险、对民生问题、对人民幸福的重视.
1．现在风险社会中,制度化养老危机使得民众“获得感”下滑．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15至2035年,中国会进入老龄化井喷期,老年人口将从2.12亿增加到4.18亿,占比29%.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2亿,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亚洲老年人口总量的1/2.预计2025年,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3亿人.
由此可见,养老问题是目前突出而紧迫的民生问题.我国面临由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人口危机的压力,构建完善的制度化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成为必要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养老改革制度,如延迟退休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等.一系列养老制度政策表明,国家正在积极努力推行制度化养老模式.制度化指的是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具体到制度化养老,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养老模式的形成和固化过程,并且是从非正式的养老支持模式向正式的养老支持模式转化和发展的过程.
但研究表明,现实中存在养老的制度化风险.一系列制度化养老政策本意在于惠民、规避养老风险,但是这些制度出现了意外后果,反过来又产生了制度性风险.[s]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运转问题.其中包括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率较低,养老保障模式呈城乡二元结构性差异；随着养老机构的兴起,家庭养老保障相应地减弱；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多轨运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养老保障制度多轨制的矛盾,存在制度之间的不公平问题.[9](PI85)制度化养老在六十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独有的魅力,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制度化养老发展模式还有待完善.
事与愿违的制度性后果让养老压力变的更为沉重,这种被制度化了的风险也让民众对一系列的制度性决策更为冷漠.处于老龄化阶段的老年人,是这些改革后果的直接“获得者”,僵硬的制度化更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子女们倍感压力.制度性的建构带来了暂时的稳定,随着制度的固化和不适用,民众也会对这些制度化的决策失去信心.相应地,对于这些制度决策下的民众“获得感”也会随之下滑.
2．现在风险社会中,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拉大了民众“落差感”．
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攀升,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居民收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2008年以来,连续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渐下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值在0到1之间.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指数越高,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指数越低,收入差距越小.近期数据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缩小,按道理讲,于老百姓而言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然而实际上和他们的实际感受并不一致.
我国近10年的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47左右,仍旧超出了社会分配不公警戒线0.4的水平,社会不公问题还是比较严峻.[3]城乡区域、行业领域、个人之间收入分配依然面临着失衡、不公的危机.中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现象也将长期存在.诚然,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从侧面也反映出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快,分配不公.而对于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如行业垄断、贪污受贿和违法犯罪的致富现象.这些不正当收入与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民众容易产生不服、不满和不公正心理.贫富差距,也是“落差感”与“获得感”之间的较量.况且我国目前仍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正处于扶贫攻坚的特殊时期.“获得感”是衡量大多数人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改革的一种感受、体会和抽象而又具体的表达.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容易冲淡民众对当前社会改革成果的“获得感”,于常理而言,负面的事情往往要比正面的事情带来的影响力要大.收入分配不公,无论是制度建设欠妥还是人为的破坏,今后我们都应该反思、改善、规避“制度化”和“人化”风险.
3．现在风险社会中,医疗信任危机使民众获得感“钝化”.
单就2016年出现的医疗事故来说：1月的北三院产妇死亡事件、4月的魏则西事件、5月的丢肾门事件以及种种医务人员泄露患者病情、患者怀疑医务人员的新闻层出不穷.医疗信任危机已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健康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格外重要.它是人类能够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首要条件,而医疗卫生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事业之一,这些都表明医疗信任的重要性.信任危机根源于制度建设的偏差与缺失、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沦陷和利己广义泛滥.信任机制的缺失加重了民众的防备心理,使得普通民众在获得医疗服务的同时对医生、对医疗保持戒心,医生对患者也保持警惕,于是导致民众对来自医疗中的“获得感”处于暂停或者迟缓状态,医生也会把自身在医疗事业中的“获得” “搁置”.即双重“获得感”的“钝化”.
心理学解释“钝化”是一种心理的迟缓反应状态.获得感的“钝化”是指个人处于某种获得的状态,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实际获得.但由于心理、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个体对获得的感知能力下降,无法感受到与一定生活水平相适应的获得感.长期以来,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都高度重视,也出台了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诸如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医疗安全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都是惠民的,人民也是医疗制度改革的直接“获得者”,但是“获得”并不意味着有“获得感”,也不意味着民众获得的同民众实际感受到的相吻合,况且多年来诸如医疗信任危机等一系列人为或者社会因素,更加使得民众在医疗事业这块的“获得感”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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