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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角下县域社会治理精细化
摘 要：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应当走法治化与精细化相结合的道路,坚持依法赋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多元共治格局,从制度设计、机制构建和实践操作等多层面进行持续性改良,采取多种手段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实现社会善治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县域治理：法治化：精细化
在我国的治理体系中,区县上承省市、下接乡镇,是连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接合部,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枢纽.县域治理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基层稳定,事关长治久安.长期以来,基层重管理、轻治理,重政府、轻社会,重大概、轻细节的问题一直存在.当前社会发展面临调整阶段,社会治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新功能,“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治理机制和治理方法的转型与进步,应把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精细化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在实践中探索构建切合县域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模式.
一、以法治精神为内核,解决重管理、轻治理问题
1．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兖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过去重政府、轻社会的“管控型政治”相比,当今社会已进入“体验型政治”时代.其突出特点是：评判政府治理成效更多地以民众体验而不是上级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要着力点,人民对社会治理的评价涉及个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诸多方面：教育要公平、就业要充分、收入要提高、保障要健全、社会要安全、发展要稳定、矛盾要化解、公共服务要到位、社会风气要塑造、社会活力要彰显、居住环境要优美、人民要当家作主参与治理等.民众作为个体的意志和行为虽然看似无序,其体验大多来源于“小事”,但所有无序的碎片最终会聚合成对政府的整体评价.社会治理越来越从政府管理向解决“百姓身边事”转变,这必然促使政府更加突出需求导向,通过改善公共服务,重视人文关怀,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从小处理顺政社关系,来实现社会“善治”这一目的.
2．法治思维是建设社会治理体系的思想武器
县域是区域治理概念中最小的有意义的空间单元.它擅长于开展以专项治理活动为特征的动员式社会治理,其作用方式是通过纵横双向的行政动员,建立和固化层层传导压力的科层机制,集中行政和社会资源抓快抓强,立竿见影地解决短期凸显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①虽然动员式治理在实践申起到了强化政府动员力、提高管理效率的良好效果,但面对经济政治新常态以及互联网媒体的挑战,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
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相比于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无所不包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突出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激发社会主体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以达到凝聚社会正能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完备的规范体系、高效的实施体系、严密的监督体系、有力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而法治的特性就是稳定性、严谨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建设只有以法治精神作为内核,才能做到科学、规范、稳定、长效.
二、依法构建基层共治格局,解决重政府、轻社会问题
1．依法赋权有助于搞活政社关系
强化社会参与最重要的是明确参与主体的责任.目前,社会主体共同治理的责任机制建设还远远不够,对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效果缺乏评价指标,引导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还停留在号召层面,缺乏有效激励和依法约束的制度规范.应当依法有序地向社会进行赋权.从渐进式改革的角度看,依法有序地对社会主体进行赋权并不是放任社会自治,也不是政府行政化地控制社会,而是通过法治建设为社会组织提供生存的资源、空间及合法性,以治理的方式有选择有目的地向社会组织吸纳治理能力.
可以预测,未来的政社关系将走向“强国家、大社会”状态.“强”证明国家有能力通过渗透社会贯彻其意志,而“大”表现为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规模及参与意识得到长足进步.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能否实现培育社会内生动力的预期目标,关键在于政社互动中政府主导权与限制程度的把握、范围的界定以及相关法制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只有通过依法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进行充分赋权,向全社会明确党和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在基层协商活动中的地位、关系,以法治思维巩固基层党委政府的治理核心地位,保护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活动,才能够真正最大限度地引导群众参与、规范群众行为、凝聚群众力量,激活政社互动,整合治理资源,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2．依法赋权有助于扩宽政府治理边界
在”管控型政治”的语境下,上级政府的期望借助行政命令传导至基层,其传导路径以执政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为枢纽,构成线性的网格结构.线与线的中间则成为社会治理边界之外、政府行政能力暂未到达的空白地带（图1）.
“体验型政治”语境下,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向纵深发展,群众期望的愈加碎片化,政府行政能力已难覆盖社会所有边角,社会组织以其灵活多变、贴近基层、专业性强等优势对增强网格治理能力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益的补充.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重点在“共”字.以行政体系的“线”分割条块、明确责任、贯彻政令,而同时在整个体系中还弥散着许多“点”.这些“点”可以是基层党员、志愿者、各类社会组织等,他们不从属于行政体系,但又游弋于行政体系周围,本身是公众的一份子,反过来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公众（图2）.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责权利高度统一的主体,在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抓强抓牢网格的同时,也应重视网格体系中这些“点”的作用.要吸引、培育和管理他们,使他们不再游离于网格之间,而扎根到社会的各方面,最终连点成片,无限扩展社会治理边界,一网打尽社会治埋的各项事务.有必要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政府统一主导的政社互动综合性渗透,系统而制度化地激发社会参与,共同推进公共事务.这有助于社会积极分子摆脱身份意识不明、职责定位不清、发挥作用缺乏导向性等天生弊病,成为围绕在基层党组织周围的信号发射塔和缓冲带.全国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2018年2月上海市开始推进的“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通过合法程序,推动符合条件的居民区党组织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业主委员会成员,试点在居民委员会下设环境和物业专业委员会,吸收热心公益、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士参加,研究解决物业管理专业问题等项措施.通过鼓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成员和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实现政社自然交叉融合渗透,以此来带动业主有序参与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最终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目前,基层社会居民对公共领域的“参与不足”这一现状,要求政府必须主动向社会进行赋权,而社会组织天然具有的不规范性则要求政府在制度设计、人员选择等关键方面必须把好关口.在赋权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格筛选对象资格.首先,应具备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主动性,即主动靠拢党委政府；其次,应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能力,即对基层事务要有见解,而不是仅知道发牢骚提意见；第三,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协调能力.基层党委政府在筛选中应该掌握主动地位,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带动作用,把满足条件的人吸纳进来,把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热心人”培育起来,主动为他们提供政治背书,使政府意志渗入社会的边边角角.二是工作领域生活化.积极分子的职责是民情汇集、疏导并协助落实民生工程,其工作立足点既源于上级政策,也可来源于他们与居民在互动过程中总结的群众意愿.同时,更应将依据政府意志宣讲上级政策和协助处理基层事务以法定形式确定为工作员的职责.三是处理反馈的选择性.积极分子发挥作用的核心是筛选汇集而不是无限反馈,其目的是建立有选择的社会情绪释放机制,满足居民对权利诉求的程式化要求,加深居民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认同.②
三、以精细化治理为手段,推动治理思维和方式转变
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化,而是指以科学、理性、精准为基本特征,通过科学设置机构、确立绩效目标、优化治理流程,推动社会治理思维和方式转变,实现社会治理的标淮化、具体化、人性化.它是需要从制度设计、机制构建和实践操作等多层面着手的系统工程.
1．法治引领,推动顶层设计
完善的制度体系及行为规则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核心要件.这些规则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的政治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供给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社会重大事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社会治理运行程序规范等.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治理无界限的环境下,要重点完善区域之间、政府机构之间、政社之间的跨界治理机制,并要注意制度之间功能的协同性,解决社会治理领域条块分割、响应迟滞、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主体活力不足等问题,形成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社会治理精细化、全覆盖提供制度保障.这一体系的建立不能容许各行政部门画地自守,而应将县域视为整体,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统筹协调的手段,以法治思想贯穿始终,依法理顺各部门权力职责,让法律和规章成为网格化、精细化治理运行的依据.
2．突出基层治理,建立高效精准的服务体系
实现社会精细化治理必须构建强有力的网格,实践中应有的放矢,避免大水漫灌式服务.一个成熟、高效、有序的网格化体系应以高标准的综合性枢纽及专业化的信息研判和指令团队为纲,以上下衔接、左右畅逦、闭环运作的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响应体系为纪,以各行政职能部门、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为目,横向破除部门壁垒,纵向实现政社联动,“纲举则纪不乱,而万目俱张”.
基层党政组织与基层群众的接触面最大,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有必要将基层治理法治化提到县级全域治理的高度上来推进,为县域内各单位基层公共服务运行、基层社会治理绩效评估、基层协商、群众需求表达等统一提供规范化、程序化机制,使基层行政工作更有效率,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有效性,达到百姓不累、工作人员不乱的状态.
增强街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各项职责任务下到镇街.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一直存在的缺陷是,镇街是一线部门,最容易发现问题,但没有执法权；协调执法部门来一线开展集中治理,当时成效显著,声势一过往往死灰复燃,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执法部门虽然有权,但是管理重心偏高,条块配合不紧密,不能很好地深入一线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要解决以上弊病,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建立治理责任下压,指挥权力也要同步下移的联动机制.在这方面,北京市平谷区开展了有积极意义的实践,他们推行的“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合执法链工作机制,坚持似违章违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安全生产等底线问题为重点,针对解决治理执法过程中的条块分割、管理分散,“你来他不来”“腰来腿不来”“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等弊病,取得了很大成效.在这一机制中,谁发现问题谁负责“吹哨”,赋予问题发现者执法召集权,召集信号一旦发出,各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执法现场,对问题进行集体“会诊”,并根据部门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事不完,人不走”.治城务精,精在基层.理顺了“条”与“块”的矛盾,基层治理必能获得1+1远远大于2的效力.
3．建立上下协同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考评制度
标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标准化强调针对社会治理的重点方面,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建立量化、统一、协调的工作标准和服务规范,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优质高效.
规范化强调运用法治思维构建主体行为可期、管理过程公开、权责界定明晰的治理体系,从而把主体不清、权责不明的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有章可循的规范行政问题加以解决,以事有人管、人尽其责推动社会治理机制长效稳定.
精细化强调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做精,紧紧围绕着人的生活质量做文章.“做细”,就是社会治理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做小”,就是社会治理着眼于小问题,从小事情做起,比如,养老、治安和环境卫生；“做精”就是把精准二字贯彻到供给社会服务的每个环节并发挥作用,增强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群众的获得感.
4．运用信息技术,为社会精细化治理提供有力工具
在操作层面应用上,应树立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覆盖全域的基础数据库,整合区域性、行业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搭建支持县域公共服务、政务智慧信息、监管督查等多功能合一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以社会事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协商中心、救助中心、应急中心、调解中心机构等为依托,畅通社会治理渠道,建立“网格问需、集成分流、多渠道办理、零距离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满足广大群众教科文化、医疗卫生、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务智慧信息平台以信息化为支撑开展政务工作,涵盖政府职能、特殊群体、治安防控、重大事件、社会舆情等方面信息内容,通过云平台、数字化系统,统筹社会各方面资源,推进社会治理问题有效解决；监管督查平台主要用于实现专项抽查、监督、公众投诉等功能,防止弄虚作假、敷衍塞责、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发生,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模式.通过以上功能的整合,简化行政程序,提供高效、精准的智慧城市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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