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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最不堪的斗士
杨早
对爱情的呼唤,对人性解放的吁求,存在于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之中.但在铁一般硬冰一般冷的社会经济法则面前,不免沦为海面上可爱的泡沫.探讨哪个年代的爱情最美好,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当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我们谈论爱情时,更多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文化意义的爱情斗士与生活中的择良而栖
2017开年,两样物事刷屏,一是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式相亲》,一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推出的《春节自救指南》.
有人在怒斥或怒嘲“中国式包办婚姻”,有人在热捧传唱“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变成我讨厌的模样”.两者合在一起,却可以让人好好想想“中国式爱情”的前世今生.
爱情革命的理念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前“节妇”式普世价值观首先自知识分子开始转化为“真爱与自由”的时代呼唤,“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到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
文艺新青年笔下的理想生活却与现实生活交织映射.理想之外,“白菜”一直在干扰着爱情的梦境,《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是常见的,所以鲁迅给“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是：
“堕落,或回来.”
张爱玲后来在《走！走到楼上去》里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有论文专门研究1930年上海青年的自杀现象,黄浦江里,好多是离家出走的“上漂”,不肯妥协的斗士.
要想从大家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或核心家庭,出路何在？对独立自主理念的认同是其一,获得经济的独立是其二.前者易而后者难,所以新文化虽然变成“政治正确”,却无法改变主流的家庭形态.
更多的新派男士选择双轨制：初婚由家族做主,留在家族内部侍奉父母,抚养孩童,自己再在外面大都市里找一段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民国政府与社会对此的态度都是默认不究.
在开埠日久的商业都市,婚姻的社会性质更加明豁.你看《围城》中的方鸿渐,本来订亲是父母之命,但未婚妻病故,准丈人愿意拿嫁妆资助他出国,方鸿渐接受这笔资助,自然就接受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义务：他此后的工作与婚姻,前岳家要参与意见.换句话,方鸿渐这个“留洋博士”也是小银行主周家的一笔投资.
建国后,婚姻的家族经济基础被抽掉了,取而代之是单位制“父权的温暖”.和谁结婚,夫妻不和,能否离婚,都在组织而非家族的关怀下重新立规.
但即使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家庭实验,也不可能像“五四”理想的那样,限定每一桩婚姻的爱情含量.在赵树理1949年后创作的《罗汉钱》里,到乡里结婚的程序是这样的：
办事员问：你为什么和他/她结婚？
男/女答：因为他/她能劳动.
“能劳动”是婚姻成立的合法理由,充分说明婚姻与家庭的经济基础并未改变,新的劳动力不仅服务于核心家庭,也服务于大家族,乃至生产队.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此很不满意,但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这种状况.
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
有人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年女性的择偶顺口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嫁工人二嫁干,至死不嫁庄稼汉.
上世纪六十年代：嫁工人,怕下放；嫁干部,怕定量；嫁军官,怕打仗；嫁农民,吃得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家具,二老归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音响）,四季笔挺,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钱（工资）,八面玲珑,九（酒）烟不进,十全十美.
在明面的舆论上,人们看到的是政治正确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沉重的翅膀》《挣不断的红丝线》,而暗地里涌动的,是推动社会争先恐后寻求富裕的经济动力.
但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仍然成为许多人爱情乌托邦的时代载体.
或许是张瑜和郭凯敏在《庐山恋》中惊世骇俗的一吻；或许是朱时茂和丛珊在《牧马人》中故土难离的坚贞不渝；或许是刘晓庆和姜文在《芙蓉镇》里结伴扫街的不离不弃……八十年代的爱情拥有共同的坚硬内核,“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韩寒那首饱受诟病的《乘风破浪》主题曲198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大篷车》中,当时被译为《男子汉宣言》：
你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
你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
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得要香甜……
此时的社会婚姻,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和谐：高考与改革开放,固化的阶级体系开始崩塌与重建,个人奋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空间——这是大家回想起来,会觉得八十年代“更平等”的主要原因,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也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因此年轻人是“自由”的,自由地追逐爱情,也自由地追逐.文学作品中宣扬的爱情至上,跟生活中的择良而栖,似乎并不矛盾,中国人从未像八十年代那样普遍相信爱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一直在调整与重组.近几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回潮”或“倒退”的感觉.怎么父母之命又变得重要了？怎么拜金的观念敢于地站上台面了？五四运动一百年,中国人怎么又回到了“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可悲境地？
现代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个人的彻底解放,然而这个理想要在现实中实现,只有家庭有可能提供相对良好的教育资源,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以及相对顺利的阶级延续.
《中国式相亲》里,排除综艺节目“演”的成分,父母、子女、相亲对象,是一个坚固而自足的闭环,它排斥不合乎生物优生法则与经济规律的另类选择,比如男女年龄不般配,女方不能照顾或辅助男方家庭（包括干家务、理财）,男方不能提供相当的经济基础,等等.颜值或许重要,或许不重要,这也是家长们经过理性而细密的考量的.
《中国式相亲》凸显了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的那一面.对于秉持“五四”以来精英理念的先锋人群,这样的展示当然构成了冒犯.但是,现实总是在冒犯理想,只有个人独立的实现,这种冒犯才会是推动理想实现的动力,否则现实就是湮灭理想的河流.
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多元选择与独立发展的适合环境,不能让最有勇气的年轻人有物质与尊严去呵护梦想,认同《中国式相亲》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当然,“爱情至上”“个人奋斗”会被他们偷偷珍藏当作一剂解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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