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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乡村：双重主题、知识分子与其叙事焦虑（下）
五
也许,文学之中乡村与城市的痛苦博弈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只不过这种博弈聚焦于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初步描述了一场巨大灾难遗存的精神创伤之后,第一波“伤痕文学”开始退潮,许多作家的视野开始超出家庭范围的恩怨而力图展示某种历史的跨度.不长的时间之内,一批经历相似的作家集结为某种文学方阵：他们多半在五十年代遭受重大的政治挫折,继而流落于边远的乡村；数十年的沉寂之后,这些作家重返文学领地,开阔的思想和见识无不使之成为格外活跃的一群.事实上,他们的经历造就的集体想象几乎形成了某种情节“原型”：主人公以戴罪之身发配边陲之地,历经磨难；由于乡村农民的庇护,他们度过了最为困难的人生阶段,收获了情感的抚慰乃至顿悟人生的深邃哲理.他们不仅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锤炼出一个坚毅的性格.雨过天晴,他们重返正常的现实生活,这两者成为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显然,这些作品是化险为夷、痛定思痛的产物,因此,抚今追昔的回忆与沉重的嗟叹、感慨构成了频繁出现的修辞.具体地描述乡村、城市与知识分子复杂纠葛的时候,我将围绕李国文的《月食》、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王蒙的《蝴蝶》三篇名动一时的小说展开分析.
《月食》的基本内容是主人公的精神返乡之旅.伊汝是一名活跃的记者.抗战时期,他与老上级毕竟曾经长年奔走于基层与乡村.伊汝在一个叫做羊角垴的小村子认识了郭大娘和她的干闺女妞妞,并且订下了终身大事.五十年代,伊汝因言获罪,贬到了柴达木盆地.担心连累妞妞,伊汝给她写了诀别信之后一去不返,直至二十二年之后方才重访羊角垴.尽管昔日的乡村发生了巨变,郭大娘去世多时,但是,妞妞仍然平静地等待他的归来——伊汝途中遇到的女司机恰巧是他订婚之夜遗留下的女儿.相对于伊汝身边另一些因为势利而出尔反尔的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城里人”,妞妞的质朴、忠诚才是伊汝真正信赖的精神支柱.
《绿化树》之中的马缨花远比妞妞复杂.马缨花是大西北乡村的一个标致的寡妇,她不惮于利用姿色换取若干赖以生存的口粮.有趣的是,落难主人公章永璘——一个送到乡村改造的犯罪“诗人”——竟然战胜了另一个强壮的农工而赢得了她的欢心.马缨花不仅在各个场合袒护他,更重要的是让他分享自己极为稀少的口粮.置身于饥馑年代,这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恩惠.如果说,妞妞的质朴隐喻了农民的淳厚本分,妞妞对于伊汝的忠贞很大程度地源于革命根据地的拥军传统,那么,马缨花的机灵和狡黠来自底层的生活历练,她对于诗人的怜爱之情可以追溯至农民对于书生的古老崇拜.马缨花提供的口粮不仅恢复了章永璘的体能,重塑了他的男性尊严——章永璘终于如同一个勇士向自己的强悍对手掷出了锋利的铁叉,更为重要的是,马缨花复活了章永璘的知识分子身份：他不仅用童话和诗打动了马缨花,同时,他还时常躺在破成网状的棉絮里阅读高深的《资本论》.对于章永璘说来,知识和智力带来的优越感从未真正熄灭.只要摆脱饥肠辘辘的状态,他立即对自己竟然如此卑微地屈从于物质世界而感到羞愧.无意识的优越感表明,章永璘无法清除顽强地盘踞于精神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性,他始终无法与物质生产者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一词曾经出现于《蝴蝶》之中,主人公张思远用于形容自己的前妻海云：“海云还是一个未经事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的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不出所料,名牌大学的文学专业丝毫无助于纠正海云的多愁善感.成为“”之后,她与张思远的分道扬镳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意料之外的是张思远的奇特遭遇：他一帆风顺地晋升为市委书记,继而被突如其来地宣布为阶级敌人,最终又荣升为张副部长.如同所有相似的故事：儿子冬冬以“革命小将”的身份打了张思远两记无情的耳光,他的精神终于被摧毁了.这时,仍然是乡村拯救了他.这种拯救并非恢复名誉或者职务,而是让他发现了自己.相当长的时间里,张思远仅仅将自己视为职务的化身,蔑视各种日常的琐碎情感.海云即是由于无法迅速地摆脱丧子之痛而被他视为“小资产阶级”.张思远的种种头衔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本真”的自我？发现自己是张思远在乡村的最大收获.《蝴蝶》之中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段：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过去,是他坐在扬尘迅跑的小车的软座上,隔着透明塑料板看地头劳动的农民的.
他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
他甚至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
——王蒙《蝴蝶》
人们无法断言,这种发现包含了多少尖锐的政治命题；可以肯定的仅仅是,张思远不再为各种眩目的头衔蛊惑,所有的职务之下无非一个肉身凡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穿过了权力制造的幻象而回归解放的初始起点.由于这种发现,张思远与儿子开始和解,开始忏悔自己对于海云以及所谓“小资产阶级”文化的粗暴态度,开始自如地与乡村的芸芸众生融为一体并且认识了秋文医生——他日后的精神伴侣；也由于这种发现,重新晋升为副部长的张思远获得了一种饱满而又清醒的工作态度.这个意义上,乡村仿佛是一个起死回生的熔炉.
然而,如此解读乡村肯定备受质疑.事实上,乡村的意义远为暧昧——即使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之中.李国文、张贤亮、王蒙这一批作家从未企图回避乡村的物质匮乏.低矮的草房,泥泞的山路,挥汗如雨的原始劳作,缺乏最为基本的粮食保障……这一批知识分子并非以“建设者”的身份抵达乡村；他们无法拥有主人翁的资格——他们移居乡村的目的是接受监督和改造.《月食》《绿化树》与《蝴蝶》之中,主人公的身份甚至不再是暧昧的“小资产阶级”,而是滑入了敌对阶级的阵营.尽管没有人正式使用“流放”这个术语,然而,各方面默认的事实是,这些知识分子不能继续逗留于繁华的都市,享用舒适的楼房、便利的交通以及发达的商业网络和文化气氛；乡村的偏僻、荒凉和贫瘠的生活条件是对他们的必要惩罚.这时,乡村实际上等同于负面的潜台词“恶劣的生存环境”.
这时,农民与这个社会空间的矛盾更为明显：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贫下中农迟迟未能彻底地改善乡村社会；尽管如此,他们必须担任知识分子的政治导师,行使监管的职责.不可否认,贫下中农的吃苦耐劳以及真淳、忠厚的品格时常让知识分子感叹乃至羞愧,但是,他们没有显现出独到的思想.乡村不再是催生思想的沃土,《白鹿原》之中白嘉轩奉行的乡土传统业已寿终正寝,《创业史》之中梁生宝的雄图大略逐渐落空.换一句话说,农民征服知识分子的方式毋宁是朴素的情感.无论是《月食》《绿化树》还是《蝴蝶》,伊汝、章永璘和张思远并未聆听某种特殊观念的教诲,他们的收获更多地显现为情感的净化.这三篇小说之中,主人公都在乡村的逆境之中萌发了动人的爱情,这决非偶然.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之间未曾出现激烈的阶级搏斗,异性之间的吸引如期发生,政治身份的差异并未构成双方之间的情感障碍.
这种状况当然远远超出了设计者的初衷.那些牛鬼蛇神不再敛声屏气,战战兢兢；被监督者嚣张地与监督者谈情说爱,这显然是一个反讽.人们从这种文学想象之中解读出一个隐蔽的前提：与其说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存在不可弥合的阶级对立,不如说存在强大的阶级认同.所谓的“阶级敌人”恰恰是那些迫害知识分子的阴谋家.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觉得,文学对于来自乡村的爱情想象得过于乐观.即使没有理由否认这些爱情的萌生,爱情的牢固程度仍将引起广泛的猜疑.瓦解这种爱情的腐蚀剂与其说“阶级政治”,毋宁说城乡之间的文化分裂.《月食》之中,伊汝与妞妞二十二年不通音讯,一个叙述学制造的空白避免了两个人可能产生的文化摩擦.城乡之间的价值分歧并未介入妞妞的坚贞与伊汝的感恩.《蝴蝶》之中,张思远爱慕的是乡村女医生秋文.秋文来自上海,但是,她已经自如地融入乡村：“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而配在她在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张思远的心目中,秋文“既清高,又随和,既泼辣,又温良”.然而,他试图说服秋文赴京担任张副部长的夫人时,意外地遭到了拒绝.秋文坦率地表示,她更习惯乡村而无法适应部长楼.这种担忧并非多余.《蝴蝶》之中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宣布张思远可以官复原职的第一刻,他立即就无意识地拉长声调打官腔：“这个——”
相对地说,《绿化树》正面地展开了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张贤亮并未沉溺于八十年代初期大和解的温情气氛,他犀利地洞察到隐藏于温情气氛背后巨大的社会落差.由于马缨花的接济,章永璘不仅摆脱了生存危机,同时迅速地还原各种知识分子的感觉.知识分子身份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章永璘开始意识到马缨花的粗俗.在我看来,《绿化树》的草率结局如同一个仓促的转弯——《绿化树》仿佛试图回避另一种惨痛的结局：章永璘和马缨花——一对知识分子与农民组成的恋人——将在未来的共同生活之中逐渐产生不满、隔阂乃至相互鄙视.热泪盈眶、貌合神离与分道扬镳几乎是他们之间必然的三部曲.我在另一个场合分析《绿化树》的时候曾经指出：
……章永璘愈来愈多地恢复知识分子的感觉和思想方式,他就愈来愈清楚地衡量出自己与马缨花的距离.马缨花扶持章永璘度过生存的难关,但是,这不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马缨花的坚贞、机灵以及无视痛苦同时也无视责任的人生理念都与章永璘所受到的书本训练迥然不同.不能不承认,马缨花与海喜喜更般配.马缨花与章永璘的距离分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使在表示情爱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再靠近一步.马缨花的土坯房里,章永璘所熟悉的拜伦诗句全都用不上了.马缨花擅长的是“河湟花儿”的情歌.当章永璘称她为“亲爱的”的时候,马缨花坦然地纠正他——情人要互相称呼为“肉肉”和“狗狗”.张贤亮在《绿化树》之中洞察到,马缨花与章永璘之间的性别关系不可分割地交融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之中.这两重关系互相纠缠又彼此冲突.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种种政治口号的左右之下曲折地发生.于是,这种交融获得了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
革命的理论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否则,他们就无法认同无产阶级的立场.然而,《绿化树》揭示了另一个隐蔽的问题：即使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认同无产阶级立场,即使章永璘虔诚地诵读马克思——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资本论》,彻底的脱胎换骨仍然不可能.对于章永璘说来,知识分子已经无条件地投奔到工农大众的阶级旗帜之下.《绿化树》里的知识分子早就丧失了独特的政治观念.章永璘与马缨花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治理想,而是在于日常生活趣味.也许,这时的张贤亮还没有勇气坦言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轻蔑,但是,《绿化树》形象地将这种分歧显现得如此丰富、如此广泛,章永璘和马缨花之间几乎不可能对于家庭、爱情、生活方式或者人情世故产生共同想象.这是潜伏在章永璘与马缨花之间的巨大隐患.a
章永璘与马缨花之间的“阶级”观念失效了,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距离从未消失.未来的日子里,乡村与城市将再度分离他们.《绿化树》不无勉强地将结局扣留在八十年代时髦的情节“原型”之中,这个主题只能若隐若现.然而,在相近的时期,另一批往返于乡村与城市的作家更为深刻地卷入这个主题.
六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领袖的两条指示家喻户晓.完成了中学教育之后,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乡村,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作为一项国策,“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千家万户,范围广泛的迁移延续至八十年代初期才逐步中止.尽管如此,如今的理论话语并未对这一项大型的社会实验做出全面的评估,赋予正式结论；事实上,知识青年这个身份更多地活跃在文学之中.八十年代之后,一批知识青年意外地成为作家,进入文学领域.尽管这一代人的文学天分并未超过平均数,然而,乡村与城市的巨大转换带来的内心跌宕形成了丰富的文学资源.文学史通常将一批再现知识青年乡村生活的作品命名为“知青文学”.
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脱离城市而进驻乡村,这是依据阶级图谱制订的一个战略计划.由于教育机构充满资产阶级文化遗留的印记,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从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力争思想观念的脱胎换骨.对于知识青年说来,乡村建设的物质成效仅仅被视为某种附带作用,重要的是造就一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至少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观点：知识青年作为一支生力军投入乡村的劳动生产,从而改善乡村的经济面貌；双重主题之中,贫下中农的高尚品德与导师身份赢得了再三的强调.对于那些知识青年说来,年轻气盛与若干课堂上的知识往往成为自以为是的资本,蔑视面容黝黑、语言粗鄙的乡村农民是隐藏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内部屡见不鲜的冲动.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经济生产的运筹与效率,农民的确乏善可陈.因此,知识青年之所以必须将乡村视为另一个课堂,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重塑自己的世界观,铲除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高贵者”观念.
然而,什么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许多知识青年始终语焉不详.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知青文学”仅仅将农民设置为一群面目模糊的背景人物.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中,乡村的农民甚至未曾到场.这些故事发生于北大荒,知识青年的另一个身份是兵团战士.他们按照兵团的建制集体生活,共同生产劳动.换言之,这些知识青年并未真正拜农民为师,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多地在繁重的劳作之中自我净化.这种集体生活形成的社会关系局限于知识青年之间,“青春”成为一个耀眼的主题.堂皇的流行言辞与炽烈的,争强好胜与荣誉感,不可压抑的美的追求,还有萌动在冰天雪地之中的爱情……这一切共同组成青春的交响曲.许多知识青年的后半辈子黯淡无光.他们拥有的那些内容单薄的记忆之中,青春的光焰照亮了一段凹凸不平的乡村岁月,以至于他们往往倾向忽略各种社会学理论投下的阴影.青春的热烈、天真和幼稚是否可能置入某种错误的形式,产生令人扼腕的故事情节？如此复杂的权衡通常被拒之门外.青春不再,还有什么不能谅解？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所以让人唏嘘再三,显然是因为集聚了大面积的青春感慨.
然而,如果耀眼的青春主题插入朴实、憨厚甚至木讷的乡村农民形象,那么,知青文学将摆脱单纯的感叹与抒情,开始显现复杂与深度.于是,人们可以从知识青年与乡村之间的紧张之中重新听到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回响.这时,阿城《树王》的冷峻风格显出了特殊的意味：一批知识青年抵达山区,并且在革命口号与青春的驱使之下放手砍伐原始森林.当地的农民试图守护山区的自然生态,但是,他们无法抵挡知识青年犀利的政治批判言辞,一个绰号“树王”的农民因此郁郁而终.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无不包含了相近的主题：尊重世俗,尊重常识,摒弃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书生意气.对于阿城的主人公说来,乡土文化的质朴、宽厚恰是对各种高头讲章的矫正.当然,世俗与常识并非无所作为的平庸,真正的民间伟力寓于那些凡人之中,例如《棋王》之中的王一生；这种伟力只能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集中喷发.《树王》之中有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描写：
山上是彻底地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来,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热气四面逼来,我的头发忽地一下立起,手却不敢扶它们,生怕它们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同烫伤一般,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
——阿城《树王》
如果说,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叙述的是知识青年如何在乡村察觉不同的人生真谛,那么,王安忆、史铁生、张承志的小说之中,知识青年的感悟多半发生于他们远离乡村之后.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捕获了返城知识青年的某种微妙情感征兆：主人公费尽心机返回上海,然而,他只能在繁华的大都市占有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逼仄的寓所迫使亲人开始勾心斗角,以至于主人公不得不扪心自问——返回城市偿付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小说的标题显然隐含了一个反问：这个城市可以视为一辈子期盼的“终点”吗？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陷入回忆：清平湾的黄土高坡,破老汉、“留小儿”、亮亮妈以及老黑牛,红犍牛,小牛犊构成一幅穷困而又亲切的乡村风俗画.这一曲缓缓的抒情小调插入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主人公因病返城治疗,破老汉托人捎来了一张十斤的粮票,“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这是忍饥挨饿的破老汉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他甚至不明白北京无法使用陕西的粮票.一起放牛的时候,主人公曾经与破老汉相互戏谑,揶揄调侃,然而,由于这一张粮票,破老汉以及他身后的那一个穷困的乡村突然成为一个暖人的背景.
这显然是知青文学的一个转向：不再将土地、乡村和农民视为陌生的异己.作家开始设身处地地体察农民的疾苦,进而在贫穷、吝啬、保守的外表背后发现一个个真诚的灵魂.当然,这只是一份情感收获而不是社会实践方式——没有多少作家愿意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再度移居乡村.尽管如此,文学察觉到往昔与现在之间存有某种秘密的衔接——文学展示了这一份情感收获如何隐秘地修正知识青年现今的各种生活姿态.可以从张承志的《绿夜》之中察觉这个情感弧线.主人公回到草原寻访昔日插队时的故人,然而,粗鄙的草原生活无情地击碎了他返回城市之后的诗意幻觉.记忆之中天真无邪的奥云娜成了一个冷漠而粗野的少女,巨大的失望甚至让主人公惊慌失措.然而,草原的古老节奏终于让主人公醒悟：真正的生活决非纯净的梦.事实上,奥云娜“比谁都更早地、既不声张又不感叹地走进了生活”.这个发现让主人公眼神柔和,呼吸均匀,他带着安详、平静同时又成熟的内心再度回到喧嚣的城市.无论是《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还是《大坂》《黄泥小屋》《辉煌的波马》,这种成熟的内心回旋于张承志的众多小说,不动声色地纠正主人公的浮躁、偏激和精英式的骄傲.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业已成为历史.然而,知青文学的记录表明：当年那些贫瘠的乡村正在成为某种情感对象收藏于那一代人的精神档案之中.当然,阶级图谱并未充当历史的范本；贫下中农、乡村、田野与城市、教育机构、文化知识的排列分布方式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划分.知识青年并未从虚拟的阶级大搏斗之中获得预定的身份认同,也不再以社会实践的方式续写自己的插队故事.尽管如此,乡村与农民仍然牢固地植入知识青年的意识,成为解释历史的一种不可消弭的文化背景.如果说,那些身居学院的知识分子——包括拥有“左翼”桂冠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在夸夸其谈之中显露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性格,那么,乡村的存在有助于矫正各种浮夸的气息.那些激进而夸张的革命词藻视而不见地掠过低调而笨拙的梯田、晒谷场或者冒出炊烟的茅屋,但是,农民形象时常执拗地打断理论话语的轻率评判.的确,农民的故事从未彻底摆脱衣食住行的基本主题,然而,知识青年始终愿意充当这些故事的忠实读者.“拥有知青记忆的人倾向于认为,干旱煎熬之后的丰收喜庆与一场足球赛获胜的激动眼泪不可同日而语；解决青黄不接时的饥肠辘辘与教授们国际学术会议上种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最为时髦的那一部分当代文化无视如此‘低级’的诉求,但是,知青记忆顽强地证明这些诉求的真实存在.”
这几句话来自我的论文《记忆的》,论文的内容是分析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韩少功是知青文学阵营的重要一员.从八十年代之初的《回声》《月兰》《远方的树》到远为成熟的《马桥词典》,乡村是韩少功始终不懈的关注对象.《日夜书》对于轻佻的当代文化显露出明显的反感.在我看来,知青记忆是主人公识别现今各种伪装的利器——尽管新型的革命词藻包装的叛逆者形象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美国大学的验收,但是,知识青年对于各种口是心非的浮华之辞具有特殊的免疫力.我在阐述《日夜书》的时候指出,这部小说展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折——真正的乡村景象曾经让那些幼稚地复述革命口号的知识青年羞愧地住口：
《日夜书》曾经描述了一批知青“栏杆拍遍”和“拔剑四顾”的英雄情怀：关注东南亚革命形势,考察北约和华约的隐患,充当格瓦拉与甘地的崇拜者,研究可能发生的街垒战斗,某些朋友已经打入革命委员会,另一些朋友正在进入新闻界和哲学界,某某部队看来很有希望,他们想象可以凭借一首《国际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彼此相见的时候行礼如仪：一个人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另一些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点燃的政治主宰了知青的早期想象,那么,乡村生活的逐渐熟悉意味着衡量出这种政治与农民疾苦之间的距离.相对于黯淡的乡村景象,如此书生意气近乎笑料.没有口号的青春是乏味的,只有口号的青春是幼稚的.对于多数知青说来,历史无法提供二者之间的平衡.可以预料,炽烈的政治受挫之后,冰冷的虚无主义尾随而至.二者的共同形式是夸张.时过境迁,当知青出身的作家启用文学形式抚今追昔的时候,农民的质朴言辞以及田野之中的辛苦劳作构成了无声的反衬.现今看来,“知青文学”开始了一个转折：放弃“文艺腔”的人生姿态,正视农民形象隐含的饮食起居或者人情世故.作为生活内容的基本承担,这一切缓缓地从种种漂亮的词藻背后浮现出来.b
从豪迈、幻灭到乡村的再认识,知青文学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结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幻灭的失望与再认识的收获彼此引申,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是乡村制造的一次剧烈震荡.知青文学不仅记录了这一次震荡带动的各种内心波澜,同时还启示人们重构组成认识背景的若干关键概念,例如乡村、城市、阶级、革命,如此等等.
七
乡村不仅是现代文学念兹在兹的主题,而且,许多知识分子时常为自己介入这个主题安排一个文学角色.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公然声称,甩开落后的乡村而仅仅愿意注视城市与学院.事实上,许多知识分子时常跨出自己的活动区域进入乡村,试图与乡村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这一段时间,所谓的“返乡书写”显然是文学知识分子的特殊行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乡,分别展现乡村的一隅.当然,这个文学事件的策划并非行政指令乃至强制性遣送,而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自觉关怀.对于他们说来,“故乡”意味了一个初始的情感召唤,“返乡书写”的乡村故事无不包含了写作主体与乡村之间内在的相互权衡.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可以视为“返乡书写”的一个代表作；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经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三者的一个共同企图是再度将乡村从“天聋地哑”的沉默之中解放出来.
如同大部分的“返乡书写”,这三部均为“非虚构”作品.叙述熟悉而破损的故乡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迫切冲动,作者甚至放弃了精雕细琢的“文学性”.繁复的叙述或者奇异的修辞被弃置不顾；讲述返乡的所见所闻,明朗的语言风格似乎更为吻合作品表露真情实感.然而,我愿意提前指出这种可能：“明朗”的表象可能隐含了另一种遮蔽,“如实记录”显现的未必是无可非议的“真实”.
很大程度上,梁鸿、王磊光、黄灯聚焦的仍然是乡村的经济、文化双重主题.对于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空间,经济、文化的双重主题通常与基本的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考察乡村的虚拟经济或者酒吧文化显然文不对题.显而易见,梁鸿、王磊光、黄灯均对乡村的现状流露出强烈的失望情绪.王磊光观察到,乡村农民的婚姻、住房以及汽车拥有量并不理想；许多人由于经济窘迫而匆匆成婚,如此草率的婚姻埋下了各种隐患.事实上,现今乡村的离婚率与日俱增.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儿媳,黄灯的观察更为细腻：相当一段日子里,这个乡村家庭维持了安居乐业的表象,几个子女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居家种田,或者承揽工程,或者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总之,经济的自足保证了家庭亲情的基本稳定.然而,好景不长.政府的工程欠款和妹妹出家两个变故迅速打破了脆弱的平衡,这个乡村家庭从此一蹶不振.在她看来,这种状况并非偶然.农民的半生劳作“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她的感叹包含了深重的无奈：“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梁鸿试图多维地描述自己的故乡梁庄.她不再局限于家庭范围,而是将整个村庄纳入视野.言及乡村经济,梁鸿的结论相对温和：尽管肥料、种子与人工费用持续上涨,但是,由于取消农业税,务农可以维持温饱.事实上,梁鸿的担忧毋宁是乡村的“空心化”.青壮年纷纷撤离乡村进城务工,夫妻分居,儿童留守,老人孤独,乡村的未来又在哪里？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梁鸿：《中国在梁庄》
梁鸿、王磊光、黄灯三个人共同察觉,乡村不再具有文化生产能力.许多人心目中,乡村犹如前现代的一个残余空间,各种乡土文化传统仿佛象征了保守与落后.无论是《创业史》之中的梁生宝,还是《平凡的世界》之中的孙少安,他们身上植根于乡村的理想、信念和伦理已经消耗殆尽.乡村的年轻一代不仅被城市经济所吸引,而且,从服装款式、娱乐节目到消费理念,他们竭力保持与城市文化同步——用梁鸿的话说,乡村“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梁鸿同时敏锐地指出,以姓氏为中心的乡村正在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散地.这个发现有助于解释某些乡村习俗的消亡.王磊光曾经惋惜地觉得,乡村的传统亲情关系已经徒有其表,春节期间的相互拜访与馈赠礼物如同完成礼仪规定和老一辈交办的任务；老一辈离世之后,这种联系将或迟或早中止.相对于乡村宗亲之间的疏远,父母与子女的长期分离更为痛心.许多进城务工的子女甚至无法及时地为父母送终.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可挽回的必然.乡村文化传统的消亡与经济模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宗族姓氏不再构成劳动生产的组织轴心,不再规定财产分配的等级,乡村的亲疏关系必将重新定位.事实上,围绕劳资双方的人情世故正在重塑乡村年轻一代的感情史.如果说,进城务工意味着纳入企业或者工厂的生产关系,城市不可阻挡地肢解或者覆盖了乡村萎缩的生产关系,那么,后者显然无力孵化新的文化观念.令人奇怪的是,淳朴、单纯的乡村文化似乎突然休克,以至于基本丧失了解毒或者自净的功能.正如黄灯的作品所记录的那样,、吸毒以及闪电般的网恋和草率的婚姻迅速地倾入乡村,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文化.乡土文化枯竭的另一个后果是,各种宗教观念乘虚而入,乡村宗教文化的兴盛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王磊光与黄灯的作品俱是根据返乡的一己见闻娓娓道来.他们的亲历增添了叙述的可信程度.然而,由于一己见闻的狭窄与局限,个人观感挤占了必要的历史维度.文本的修辞分析可以发现,叙述流露的失望口吻隐藏了某种不在场的参照坐标：乡村如此不堪的结论背后存在一个未曾浮现的前提——相对于城市；换言之,乡村描述的字里行间闪动的是城市的影子.无论是王磊光对于农民住房与汽车拥有状况的不满还是黄灯对于乡村家庭的绝望,他们的负面评价显然将城市的发展现状作为不言而喻的标杆.这个标杆无可非议,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农民平等地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待遇.尽管如此,人们也没有理由无视乡村的曲折历史.乡村曾经极度贫困,而且,这种贫困赢得了理论的强烈肯定——这种贫困被视为抵制城市腐化的意识形态防线.谋求乡村与城市拥有平等的权利,这毋宁是刚刚开始书写的历史故事；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步积累,如果城镇行政机构仍然拒绝农民工进城,这种故事几乎不可能实践.王磊光的内心保存了温馨的一幕：他曾经与众多乡村的表哥“上山捉鸟,下河摸鱼”,相对地说,如今冷漠的乡村令人心寒.他的某些叙述似乎抱怨,农民外出务工无形地瓦解了乡村社会；王磊光甚至引用一个打工者的话说,宁愿“没有搞改革开放,宁愿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在我看来,援引短暂的记忆屏蔽乡村的历史演变可能产生危险的幻觉.王磊光似乎没有兴趣追问,进城务工为什么形成如此强大的冲动,以至于许多农民宁愿承受背井离乡的痛苦？数十年前,多数农民几代同堂,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未超出数十公里,父子兄弟终老于同一块田地.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口粮,家人之间的亲情不得不承受饥饿制造的痛苦考验.许多时候,远亲近邻可能因为一碗米饭、一个鸡蛋反目成仇、六亲不认.更为可怕的是,物质利益的争夺会迅速地演变为乡村版政治,各种阶级斗争的口号毋宁是掌控经济分配的权力借口.根据梁鸿对于“梁庄”的观察,乡村版政治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黄灯自信地认为,“以前的乡村”“是一个能够自我生长、孕育精神和有着内在生机的场域,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换言之,以前农村的人,他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c这种描述来自真实的数据和情节,还是一厢情愿的遥远想象？乡村考察时常遭遇的陷阱是,由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考察者不知不觉地沉溺于廉价的田园诗而遗忘了令人清醒的政治经济学.
这些“返乡书写”的另一个显眼特征是写作主体的焦虑.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剧了他们的不安.黄灯表示,“返乡书写”试图“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d.他们时常回望自己的故乡,唯恐与那一块土地的文化血脉无声无息地中断.可以察觉,他们的“乡愁”之中隐含了某种负疚感.乡村的生活含辛茹苦,可是,他们抛下亲人远走他乡,置身于城市的一隅,享用繁华、舒适与高雅.这种“独善其身”的方式并未带来内心的真正安宁.许多知识分子求学期间必须接受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的经济资助,但是,他们毕业之后无法加倍偿还这种资助——他们的收入远不如另一些乡村“能人”,这是他们觉得羞愧的另一个原因.
王磊光和黄灯共同提到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学院赋予的知识如何回馈故乡的那一片热土？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黄灯坦然地承认,来自学院的理论话语散发出“塑料”的气味,那些艰涩的概念与现实世界存在不可弥合的距离.她甚至开始怀疑知识分子身份的意义.“进入学院体制后,内心的虚空感特别强烈,好像每天就在文字里面刨食,学术的要义好像仅仅是为了换得生存条件的改善,总感觉自己在过一种不接地气的生活.”e这或许是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普遍感觉.无论知识分子关注的内容已经出现多大的差异,知识分子嵌入世界的独特方式仍然悬而未决.
人们可以从这种表述之中发现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感和反省精神.尽管如此,我还是联想到一个时常陪伴知识分子的概念：小资产阶级.当然,现今的“小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强烈的政治贬义词,而是如同一种文化性格的标识——我试图表明的是,小资产阶级文化性格的特征之一似乎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往往无视阶级的整体力量,企图以一己之力建功立业.与其说个人英雄主义源于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不如说源于认识世界的方式.脱离阶级结构而单匹马地冲锋陷阵,这种“壮烈”的故事隐藏了若干负面的主题：低估了形势的复杂程度,夸大了个人的冒险能力,同时缺乏长期斗争的韧性.不无相似的是,“返乡书写”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体系的总体意义缺乏信心.他们迫切渴望手中的知识显现立竿见影之效,期待各种晦涩的理论话语立即转换为注入乡村的财富.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学科建制犹如多余的累赘.他们试图一击奏效,既没有耐心考虑各个学科如何构造知识体系的完整图景,也没有耐心发现学科内部的积累如何由于某种特殊机遇兑现为乡村社会可能接纳的知识能量.能否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重新构思新型的乡村文化或者乡村经济？这些具有某种“专业”含量的构思并未引起足够的兴趣.许多人心目中,学术仅仅是流动于某一个专业槽模的孤立知识,乡村振兴战略仅仅是一个悬浮的口号,乡村仅仅是社会底层的人间烟火.无法想象这些领域的交集机制,或者将这些领域的交集机制想象得过于简单,知识分子只能拘囿于某一个狭小的专业角落而不可能真正摆脱“无力感”.乡愁之中的自恋成分超过了一定的比例,观察、分析和批判将被感叹式的抒情淹没f.学院训练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清晰,他们缺乏处理松散、纷杂乃至混乱的经验与耐心.某些时候,大量感叹式的抒情恰恰是束手无策的症候.对于知识分子说来,只有增添文化性格之中宽厚与坚韧的元素,他们才能进入乃至投身乡村的多元空间,发现自己的恰当位置.
【注释】
a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b南帆：《记忆的》,《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cde参阅《返乡书写：事件、症候与反思》之中黄灯的发言,《青年文艺论坛》第66期,第6页、4页、5页.
f参阅《返乡书写：事件、症候与反思》之中黄灯的发言,《青年文艺论坛》第66期,第15页,一些人已经在返乡书写的文本之中意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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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