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类毕业论文范文 与民革前辈故事我的父亲周开勋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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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辈故事我的父亲周开勋

父亲周开勋,字柱诚,原是一名中国国民党军官,民国时最后的任职是云南滇西司管区司令,1949年12月在云南随卢汉先生起义,1956年加入民革.

  父亲出生在云南腾冲,家境虽不富裕,但家里对父亲的教育非常严格,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腾冲的振国学堂接受私塾教育,学的都是孔孟之道.他读书的时候也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腾冲与缅甸接壤,当时英国人占据缅甸后,妄图以缅甸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云南、掠夺丰富矿产资源.然而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清王朝末期、国力很弱,任人欺凌.同盟会部分人员在腾冲已经传播了反清、反帝的进步思潮,父亲是一个有志青年,在当时一些进步人士的宣传下,接受了进步思想:要推翻腐败的清王朝,要反对外国的侵略,要使国家独立富强.当时同盟会会员张文光等人在腾冲组织腾越起义的准备,父亲就和学校里面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张文光的反清组织“自治会”,他们还一起到城隍庙喝过生鸡血酒、发过誓.后来根据工作需要,父亲的学堂就成为一个反清的宣传阵地之一.到了1911年,他以学生军身份参加了腾越起义,这场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从腾冲一直打到了龙陵,还占领了好几个县,取得了胜利.

  参加腾越起义后,父亲就立志要为国家的富强奋斗一生.1917年他来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炮科13期学习,跟朱德、叶剑英等人都是同学校友,并有较深的交往.讲武堂毕业以后,在1922年得知孙中山先生准备出师讨伐北洋军阀的消息,他又只身到达了广东,投奔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编在直辖第三军,并随军在东江淡水县一带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凯旋归来调到滇军干部学校任队长.滇军干部学校的全称叫直辖干部学校,是孙中山1923年在韶关设立的一个军校,目的是对驻粤滇军进行三义教育,提高军事素质.当时,诸多国民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都会去这所学校亲自授课.廖仲恺先生为促使滇军将士成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骨干力量,为出师北伐打基础,每周授课二至三次,并带师生到岭南大学会议厅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三义》《五权宪法》等革命道理.父亲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许多,这对他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他铭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要清正廉明,做人民公仆,为民族独立、国家兴旺奋斗终生,事实证明,在以后的几十年父亲就是这么做的.后来,黄埔军校建立,滇军干部学校就并入了黄埔军校.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父亲跟人也有很多接触.像叶剑英,在孙中山的粤军担任了第二师参谋长,后又参与筹办黄埔军校,担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父亲跟叶剑英本来就是讲武堂的同学校友,现在又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思想交流也更加深入.父亲在学生里面比较出众,又奋发向上,于是廖仲恺欲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父亲当时提出,说有人动员他加入,因为国共合作,在军队里大家都是相互编在一起的.廖仲恺就跟他说,国共是一家,你参加国民党、参加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经由廖仲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之后父亲随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们从广东出发,随军转战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以后又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父亲说,当时他是用双腿迈过中国火车铁轨上的每一根枕木走过来的.由于吃苦耐劳,英勇善战,会带兵,屡建战功,就这样,他从一个下级的军官,逐渐由排长、连长、营长,后来当了团长.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父亲又率部开到上海配合19路军参加对日作战月余.随后,父亲因功升为第九师独立旅长,并任上海警备司令,中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调任第三军12师副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后,日寇调集重兵企图强渡黄河,深入中原,这时,已任甘肃天水警备司令的父亲奉调第三军任第三预备师师长,担任防卫陕西和山西交界的要塞中条山的任务,固守潼关、凤陵渡和陕西朝邑、韩城、龙门等一带重要渡口,多次与日军交战,阻止日军渡过黄河.12师的师长是寸性奇,中条山战役中牺牲,是一名抗日英雄.这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说,第三军与八路军合编组成抗日联军,协同作战抗击日军,就在这时他与朱德等将领有过多次接触,因为大家要配合作战、研究作战方案.同样是在这个时期,父亲跟的林伯渠等也有了很深的交往.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父亲经常给他们送去补养.通过这些接触,使他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与他后来毅然决然地留在大陆、参加起义也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抗日战争未结束,父亲就被调至四川省达梁师管区担任司令,同时担任五十七军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命父亲担任第六兵团副总司令,调父亲到东北打内仗.父亲执意不去,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觉得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不应该再打内战了,否则国家会更加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他希望国民党跟能继续合作,发扬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让战后的中国得到恢复与建设.期间,他曾调任国防部军风纪律视察组任中将组长.这时父亲要求回到故乡云南任职,同意了,就委任他为滇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司令部驻大理.滇西那个地方受到时局变动,经常被周边土匪侵犯,父亲到了那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保了当地的一方平安,得到当地人的感激与拥护.其后,他又调到昆明担任云南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到了1949年12月,父亲随卢汉先生起义.当然,参与起义,父亲也经历过思想斗争.在起义之前,的“五虎上将”之一蒋鼎文曾打来电报,叫父亲及随从等到缅甸去.同时,我的舅舅也打来电话,叫母亲带着子女先到香港,再去台湾(我的舅舅叫黄季陆,青年时在日本、美国留过学,先后在国民党内相继担任了一些职务,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1949年去了台湾).但是父亲就在考虑:如果他走了,是不可能带走所有人的,他不忍心丢下他的部下和亲属,跑到台湾去,就跟母亲商量,那几天他们几乎彻夜未眠,考虑何去何从.这个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最终让他坚定了留下的信念.

  杨杰先生系国民党知名将领,由于与不和,参与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就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杨杰先生经常与父亲见面,几个人经常到当地一家馆子吃宵夜.他们早年在西北就认识,关系非常好,常在一起谈心、谈论国家大事.杨杰先生问父亲:你是不是还要跟着老蒋去台湾?你会害怕吗?父亲说:我不怕,红旗插遍我的身边我都不会怕,因为我是清廉的,我的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这里还有个插曲.他在担任云南滇西司管区司令的时候因为保了当地一方平安,在离开的时候,当地的工商界人士要送给他25000块银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父亲力辞不要.他说,我一生做官清廉,我在多个地方担任过重要职务,从没有要过地方上的钱——现在我来到本乡本土,怎么还会要本乡本土的钱呢?可是这些工商界人士执意要把这些银元送给他.父亲就叫来副司令杨家杰、参谋长彭礼崇,让他们把整个司令部的花名册拿来,对照着名册,不论官和兵,将这些银元全部分掉.那个时候国民党部队遣散费用很少,很多士兵的家庭都很困难,父亲说把这些银元分给他们回家补贴家用.为了确保人人都有,父亲又自掏腰包拿出多年积蓄二三千块银元放进去,一起分掉.父亲离开大理的时候,老百姓自发地出来欢送,并在街道两边敲锣打鼓、放鞭炮,还摆了一张方桌,上面放了两样东西:一面镜子,和一碗水.什么意思呢?明如镜,清如水.这就是父亲敢在杨杰面前讲:红旗插遍我的身边我都不会怕.

  于是,杨杰先生就动员他,不要到台湾去了.还有一个人也来找他了,这个人是腾冲同乡叫杨青田,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加接管云南的事项,曾任云南省高院的院长,任职很高.他也跟父亲说,老周,你不要走,去台湾干什么,我就是负责接管你们的.国家有政策,起义人员的财产、人身安全,一切都是受到保护的.

  还有一件事,1949年秋,云南发生“九九整肃”运动,上百名特务倾巢出动,跟武装宪兵一起到处抓人,200多名地下党被抓,其中就有杨青田,人士如张天放(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民革常委,也是父亲的朋友).许多老云南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非常残酷,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得知消息,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后来李宗仁到昆明,他又以书面的形式,向李宗仁说,愿意以身家为担保,请求释放杨青田、张天放等人.最终,相当一部分地下党员都平安出狱了.有一个地下党员,叫李光祖,也是腾冲人(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昆明钢铁厂的党组书记).他是我一个堂哥很要好的同学,当得知他也被列在特务抓捕名单的消息后,形势危险,堂哥就跟父亲说了这个事情.父亲说,让他躲到到家里来,不要出去.李光祖来家里后,父亲又跟他说,你在我家里可以随便出入书房,看看书、写写字,不要拘谨.父亲是一个儒将,喜欢看书,爱好书法,业余笔耕不辍,他的墨宝曾被多位国内外朋友收藏.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父亲写了一幅对联,“上联:大名留宇宙;下联:浩气振乾坤”来歌颂孙中山先生,此幅对联曾被送往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当年在上海的时候,他多次见过艾思奇.艾思奇也是我们腾冲人,哲学家,做过党校的副校长.父亲经常说,艾思奇是一个气宇非凡、很有志向的青年,他到了我们家,就喜欢读家里那些书,非常用功.抗战时候,艾思奇在延安当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父亲正值驻军在陕西、山西一带,管辖的地方就包括通往延安的路,父亲在负责陕西公路治安检查中,对赴延安投靠的有志青年,一律开绿灯放行并给予保护,其中就包括艾思奇、张天虚、魏巍等同志.“九九整肃”之后没过几天,9月19日,杨杰先生就在香港被特务了.这件事对父亲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冲击.有这样的经历,受这么多人的影响,父亲跟母亲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去台湾,留在云南,参加了云南解放起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转业,担任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参事,还当上了民革团结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委员等.父亲和母亲的心情非常愉悦,他们觉得解放以后新社会的气象真的是非常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他们打心底拥护中国,认为无论是对民族、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新中国的诞生都意味着命运的大转折.大概是1955年,叶剑英访问缅甸路过昆明时曾特别邀请父亲到住地叙旧,两个人一起吃了顿便饭,聊到了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情况,还聊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情况.父亲离开的时候,叶剑英对父亲说:“阿周,革命不分先后,再为人民立新功!”因为叶剑英了解我父亲,父亲的过去,无论是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为国家尽自己所能做过一些贡献的.1957年春,朱德赴海南岛视察完毕后来到昆明,看望了昔日的老师、同学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们,朱德十分关心我父亲的生活,了解情况后,问我父亲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父亲答到:“政府的安排已经很满意了,没有什么意见.”此后,父亲积极参加省政协会议,参政议政,还投身到祖统工作中,撰写了大量对台宣传稿件.遗憾的是,1958年秋,我父亲被错划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期间又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父亲于1980年落实政策,被错划得到改正,原工资待遇也得到恢复.

  应该说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统战家庭,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充满了浓浓的统战情.正是因为有这些渊源,我本人1982年在组织的动员下加入了民革.父亲那时已经85岁高龄了,得知我加入了民革,他语重心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应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拨乱反正,历史不会倒退了,你要相信,永远跟着走!”1987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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