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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恩师王驾吾
著名文史学家王驾吾教授（1900-1982年）是我父母的世交,多年以前就想写点追忆他的文字,只是忙于教学、课题,搁了下来.记得有一次母亲对我说,王老师是南通人,对外公（李升伯）的为人处世相当了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公从国外回来,受南通张謇（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邀请,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外公到职前（1928年）,大生纱厂实际上已经濒于倒闭,由于外公力挽狂澜,才使得大生纱厂绝处逢生,转而兴旺发达.那时大生纱厂是南通经济命脉的支柱,全市农工商学,各行各业,无不仰赖大生企业发展而发展.
母亲当过语文教师,爱好文学,尤其是对古典诗词有特殊兴趣,凡有了疑难问题,就牵着我的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只是个小学生）到王驾吾家请教.因此,自幼就熟悉王驾吾在道古桥旁杭大教职工宿舍的寓所.在他的书房里,书架、地板上,全堆着层层叠叠的书,许多是线装书,甚或还有古董,让人肃然起敬.
有一次,王驾吾对母亲说,令尊（李升伯）当年在苏北的所作所为,南通男女老少,尽人皆知,南通人是不会忘掉升伯的好处的.
在王驾吾家中,我们认识了刘子衡先生,也得到刘先生的不少指点,正是受他们的感染,才使我对文史学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建德农村插队落户）.在建德,我当了三年农民后,调到村里小学当民办老师.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可是我没有参加考试,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以后,知青可以由贫下中农推荐进工厂或上调（读大学）.每次上面如有人来抽调知青时,虽说贫下中农一再推荐道:“小龚人老实,表现好.”
可是,总有人跑到公社告状：“这个人的家庭成份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怎么能上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刷下来,让我灰心丧气,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王驾吾听说了,马上告诉母亲：“应当马上动员儿子参加考试！现在政策有了松动,我有个朋友,父亲也不怎么样,竟然考取大学.”
父母听了,立即给我写信,逼我参加78年高考（七八年高考仍允许“三届生”参加）.其实,我下乡前只是一个初中生,到初三就碰上,还是个“半串子”.母亲安慰我说,王驾吾告诉说,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程度远不如你儿子,叫你尽管大胆参加考试！正因为驾吾师的一番劝说,才使得父母一再写信,让我参加78年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王驾吾平时谨言慎行,一门心思做学问,专业又是个冷门（先秦文学）,成天泡在故纸堆中,研究的是先秦诸子,这些古文化内容较深奥,也较宽泛,不易被“上纲上线”,才能在历次运动中幸存下来.
前,王驾吾担任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粉碎“”后,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部有了新规定,馆长必须要有“教授”职称.王驾吾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杭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有了文件,大学图书馆馆长必须参加校务会议.
那个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响彻云霄,图书馆长参加校务会议（教授居然可以参加校务会）,其实,也是上级的一种不易让人察觉的微调,或者说是避免嫌疑的一个变通说法.
图书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部门（一个充满“封、资、修”的角落,革命群众弃之若敝履）时关闭,粉碎“”后的治理整顿中,才被“有限”开放.由此,像王驾吾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居然也有资格参加校务会了.
到了1977年,王驾吾又以杭大图书馆馆长与校务委员名义,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常委.
那年（1978年）,我在建德的杨春桥中学参加了高考,果真如此,获得了“体验资格”,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
坦率地说,我已有多次被“刷”下来的经验,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命运也不会例外,只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完全没有信心.
妈妈看了我的信,又一次找到了王驾吾,他宽慰地说,只要有了“体验资格”就好（考分过了线）,招生办他有个熟人,他去问一下.妈妈听了,感激得几乎要流泪了！
那年,我如愿进了大学.
1982年,王驾吾被安排为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二任馆长（首任为马一浮先生）,可叹的是,正当恩师的人生旅途要迈上新的里程时,噩耗传来,驾吾师驾鹤仙去,留下了无限的悲伤与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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