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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过大年
小村过大年
张守仁
我在牟平老家那个40多户的小村里过了36个春节,内心深处对年的理解全是那时的记忆.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日子过得越是苦涩,越是盼着过年吃好饭、穿新衣；越是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越是想着敬神祭祖.小村的年节是传统,是文化,是一首浓浓思绪的乡恋曲.
一、饺子
1960年春节来得太仓促,村里人见面就说：今年要在家里过年了.
这话不是凭空说的.1959年除夕晚上,很多人站在村食堂的院子里,就着风和雪吃了一顿饺子,都说没有过年的味儿.村干部说：“现在是共产主义萌芽,社会财富很快就会极大丰富,到时日子天天像过年,还过啥年？”1960年腊月,上面突然宣布：各村食堂一律解散.各家连夜四处托人买锅（原先的锅被送去炼铁了）,准备做饭过年啊.村干部连夜开仓分粮,每家先分30斤苞米、100斤地瓜干应急,又从预留的麦种里拿出一部分,一人一斤,让社员除夕吃顿饺子啊.
母亲把分到的6.5斤麦子（祖父的份儿与伯父家均分）磨出面粉,称了称,不足5斤,对祖父说：“看看吧,这就是咱家过年的家当.”祖父吩咐：“留着蒸上供的饽饽,除夕吃地瓜面饺子.”父亲跟着说：“地瓜干得省省吃,家里还有半口袋长‘衣麻’的地瓜干,上碾子压压,也能包饺子.”我们兄弟几个嚷道：“白面饺子好吃！”
过了小年,村里杀了一头老母猪和一匹老马,每家一斤猪肉、每人半斤马肉.腊月二十八日,南乡小姑父送来两棵大白菜、五六个萝卜,母亲高兴得满地转悠,挖出一小瓢麦面要擀面条,姑父拦住她说：“小嫂,真亲不打诳语,我老妈80了,你这瓢面给我吧,除夕让她吃碗白面饺子.”母亲又给他添了点儿,小姑夫哽咽着说：“你家孩子大了,婚事儿包在我身上.”姑父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媒人.
除夕下午,父亲很快调好拳头大小的一团白面,一团地瓜干面,还有一团是长“衣麻”的地瓜干、高粱米和麦麸的混合面.母亲和着白菜心剁出一碗猪肉馅,另一大盆馅是萝卜丝和着马肉.一大盖帘包好的饺子,中间白面饺子元宝似的团团坐,紧挨的是灰不溜秋的地瓜面饺子,是黑黢黢的三合面饺子,三样色儿,从里向外螺旋一样旋转着.
白面饺子统共两盘,母亲命小弟端给祖父,并说：“一个不准吃！”小弟拖腔拉调地唱起来：“不吃,不吃,就不吃———”祖父搛起一个饺子给他,他“咕噜”一口吞下去,并尖叫：“我吃了一个钱！”祖父说：“发财,发财！”没想到小弟把铜钱也吞进肚里,父亲慌忙把他抱到院子里,叫他往外屙钱.
母亲在锅里试“撂”（煮）了6个三合一饺子,上下滚了一个滚,全碎了.祖父在炕头上喊：“挣了吗？”“爹,挣大发了！明年的日子发大啦！”她叹了口气：“在锅里蒸吧.”我随声附和了一句：“蒸蒸日上！”
二、出门
1966年刚入冬,村里人得空儿就凑在一起嘀咕：“年底的年咋样过？”
原来9月初的一天,村里扫“四旧”,父亲把过年祭祀的牌位、桌帷和烛台丢进粪篓里,闯进来的一帮青年把宗谱和家谱也都搜寻走了.各家的旧年画、旧对联及古书等物品堆积在村头,像座小山.一幅画像被点燃,几位青年围着旺起来的火堆高喊：“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母亲在扫“四旧”的暴风骤雨中晕头转向.腊月初,她听到喇叭里广播“破旧立新过春节”的通知,喃喃自语：“这不是让过年嘛.”小年那天,小村开大会,要求过节“不请神,不祭祖,不烧香,不烧纸,不磕头”,母亲听到其中没有“不出门”,决定正月初五叫大姐去小姑家出门.小姑父看好村里的一位青年,想给姐姐牵红线.
腊月二十六日,母亲蒸了一锅出门的饽饽,父亲散工回家告诉她,村黑板报上刚刚登出民兵连的倡议书：他们学习外地经验,正月要在街头设岗拦截出门的“饽饽贩子”.母亲盯着锅里“四裂八瓣笑哈哈”的饽饽发蒙.
大年初一夜,小村弥漫着香火味儿.母亲决定明天叫大姐和我去小姑家,父亲领着小弟去大姑家.父亲拣了两个大饽饽装在去大姑家的篓里,母亲又把它拿出来,说：“这几个大的是留给他小姑家的,去年你去他大姑家,换回两个小黑饽饽.”
母亲把去小姑家的两个篓子打点满：4个大饽饽,8个莲子,一瓶牟平白干.父亲从柜顶的板箱里拿出两包桃酥,发现一包塌了一个角,连声问：“谁干的？”屋里的目光一齐落在小弟身上.小弟爬上小门橱,跳了一个高：“我能够得着吗？”
出门一家一包桃酥,马虎不得,父亲去二妈家借了一斤.母亲打开那包塌角的桃酥,一人一块.这包果子不知过了多少年、串过多少门,辣耗耗的,大家咬一口,一齐往外吐,一齐嚷道：“人没法吃.”
初二送神,天蒙蒙亮,我和大姐朝着过去贴灶王爷的地方磕了几个头,一人拐着一个小篓去小姑家.怕民兵拦截不走村西大道,抄村东山路,绕过东山顶,向着正南一直走,走了不少冤枉路.傍黑回家,父亲说：“街上说,今儿站岗的两个民兵,一个头痛,一个家里来客.”
三、拜年
1969年腊月,我与村记工员李淑芳三年的“地下恋”真的捂不住了.我当时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有人借我的小红书跳忠字舞,发现里面夹着淑芳写给我的字条,上面一句话很快传开：“哥就像一只小鸟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情急之下,淑芳叫我大年初一到她家拜年,探探她父母的口气.
母亲格外忙碌起来.她把大姐结婚的布票挪出7尺半,给我做了件卡叽布劳动服,把我去年过年穿的蓝裤浆洗了一遍,把我的白球鞋刷了刷,在鞋面上涂抹了几遍滑石粉.我到县城买了顶红绒线童帽,母亲把帽顶拆去,周围包了边,比时兴的脖套好看得多.
除夕上午,我领着一帮学生到烈军属家贴门对,唱语录歌.淑芳念书的妹妹塞给我一张字条：“来拜年,穿新裤子.”我回到家,套上那条蓝裤和红脖套,穿上劳动服和球鞋,左看右看,确实不顺眼.母亲到本家二哥家借来一条新裤,我穿在身上,又长又肥,赌气说：“不去拜年啦,大不了打一辈子光棍！”母亲抹着眼泪说：“儿啊,怨你爹妈没能耐,你快去买几包染料.”
我顾不上吃饭,去邻村供销社买回两包黑色染料,又花了3毛8分钱买了一方手帕和一盒上海玉兰牌雪花膏,算是我首次送给淑芳的礼物.母亲把染好的裤子从锅里捞出来,在院子里晾了几个钟头,又放在滚热的炕头上烘,裤子上热气氤氲,算是过年的一景.
初一上午,我从后街开始逐家给学生家长拜年.淑芳的父亲是队长,来她家拜年的,这帮未走,那帮又来.我进了她家里屋,大声问好.几位来拜年的姑娘冲着我打哈哈：“张老师今儿穿的真飒利啊！”
炕桌上摆着四小碟凉菜,她父亲照拜年规矩,要我连干3杯酒.我喝下第一杯,说：“叔,您的两位学生,念书拔尖,绝对像您,聪明！”她父亲端起第二杯,我又一饮而尽：“叔,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请您给我、给我的工作提提意见！”3杯酒下肚,我头晕目眩,趁着酒盖了脸,又说：“他老人家又说：‘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出门时,我被高门槛绊了一跤.
初二晚上,淑芳的父亲传过话来：“村子穷,她家的闺女不在本村找婆家.”
四、忆苦日
1970年腊月,公社党委召开村支书和教师会,要求春节期间村村举办学习班、讲用会,家家吃忆苦饭,开批判会,确保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除夕下午,我来到村支书徐大爷家,除夕是他家的忆苦日,这事儿值得向学生宣传.
吃忆苦饭前,老支书一家8口人围坐在炕桌旁,大女儿秀兰首先和大家一起学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等有关教导,接着是老支书的开场白：“我身为大队领导,看到咱村这几年大丰收,花钱就大手大脚,你们也觉得粮囤冒尖,过年该大吃大喝……”这时,1958年出生的儿子把一盆菜团子端到炕桌上,说：“尝尝吧,我挨饿那年可吃不上这样的菜团子！”“净瞎说！”老支书瞪了儿子一眼,“在旧社会,这野菜就是咱穷人的活命粮！”
我拿起笔来记录：“有一年咱家租种大户人家的2亩薄地,全家人用血汗浇肥了土地,第二年开春,他家硬要把地抽回去.要地就是要命啊！为给家人留条活路,我妈要把3岁的妹妹卖了.抱人那天,全家人哭成一团.我把挖来的野菜煮熟,端到妈跟前说：‘妈,有这野菜就饿不死人！’就这样留下了妹妹.过了几个月,你们的婆婆（奶奶）连饿带病,走了……”
全家人眼睛都红红的,一齐端起碗来吃菜团子.接着,徐大妈把一盘盘猪肉馅的饺子端到炕桌上……
除夕晚上9点,我回到家里,决定把老支书家的忆苦日写成文章送到报社.我点亮煤油灯,趴在炕沿上,一直写到凌晨4点.我顾不上吃早饭,骑着自行车就向70多里远的烟台奔去.
一路上,呼啸的西北风裹着雪花儿,不时向我的脸上扑来.我爬上清泉寨的长坡,天已放亮.站在金沟寨村头,鞭炮声密集地响起来.走到虹口路,我从未来过的烟台街上,已出现拜年的人群.我见人就问过年好,接着就打听道儿,左拐右转,终于见到报社的牌子.望见有个人走出来（后来得知他是报社副社长王宏仁［音］）,我一溜小跑奔过去,双手紧握他的手,就像常见的电影镜头,就差说：“同志,我终于找到你啦！”
正月初三,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忆苦日》登在《新烟台报》第3版上.晚间,县、社广播站也都播发了报社的这篇文章.
小村过大年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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