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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19811988)和新时期文艺家职责观念演进

魏宝涛

在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重新回顾习总书记提倡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讲话,还是会让广大文艺工作者们群情振奋.习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说起,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其实,有关“文艺家职责”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一直以来就是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经常关注和重视的命题之一.这也理所当然地被相关当代文学批评、评论刊物作为比较重要的编排板块来加以强调、传播和推广,由于涉及的刊物繁多,不能够一一加以触及,这里仅从《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关联互动的视角来对“文艺家职责”观念做出比较客观、符合历史事实的梳理与分析.

鉴于《文艺报》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媒介角色,以及《文艺报》参与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有关“文艺家职责”观念塑型与传播推广时的特殊样态,需要从系统和整体框架基础上,细致描绘出“文艺家职责”观念在《文艺报》上的经典演进轨迹,不断丰富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认识和理解.今天来看,《文艺报》在新时期以来刊发的有关提倡“文艺家职责”问题的文献主要以1981年为起始时间,这是我们最为明显的感受之一.《文艺要发出昂扬的时代声音》一文主要是呼吁更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积极投身到“发出昂扬时代声音”的火热活动之中.

此种对于“文艺家职责”的呼唤如此诚恳和强烈,在以《文艺报》为核心的文学评论刊物上广泛传播和推介,其实这是新时期文学在文学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层面本质要求与根本属性的体现.

一、问题探讨与舆论构建:对“文艺家职责”的回应

《文艺报》在这个时期首先以赵寻的《文艺家是生活前进的鼓舞者》来强调揭露和批判旧事物,促进新事物的发展,以鼓舞、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这是新时代文艺家职责的核心本质.该文作者提到了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就需要对生活有一个最起码的、基本的态度,而且也是符合《讲话》所提倡的:绝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绝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文艺家要做推进事物发展的促进派、时代前进的鼓舞者,就必然会同生活的主流、新时代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她的先锋队站在一起.

同样,于晴的《春回大地的时刻———读同志的〈讲话〉有感》分析点出了文艺家要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要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就要反映出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要反映出其发展趋势,反映出新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前进的力量.

今天来看,这两篇文章最大意义在于其在当时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经验分享”和“示范推介”的意味浓郁.再有,崔德志的《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也是对发出“时代声音”的“群众呼声”的迎合.该文作者呼吁只有全面、深入地学习耀邦同志讲话,冷静地听取各方面意见,才能振奋精神大步前进,创作出更多的真实、感人的作品.此时杜高、陈刚的《怎样评价“剧本创作座谈会”》也传递出对文艺家应有职责问题阐释的回应,那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和方向,增强文艺界的团结,增强文艺工作者革命责任感和对文艺事业的信心.其对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工作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

此时期“纵横谈”栏目前后相继编发了吴言的《时代呼唤新的精神战士》、刘绍棠的《爱护与指引———读同志〈讲话〉的感想》、丁一三的《理解和感想———读同志〈讲话〉的一点体会》等,似乎能够看出《文艺报》结合新时期以来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与需求,立足于如何承担作为一名文艺家的职责说起,依托《文艺报》在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来确定具体文章的编排策略,似乎这是在综合当时情境下相关讨论“文艺家职责”问题情况的效果显现,将文艺工作者们比较关心的热点及焦点问题设置为主要议题,其实这也是对众多作家和批评家们需要指导性信息和相关路径选择需求的满足,也是决定《文艺报》刊物编辑和操作的具体内容指向.适当时机进行“成绩经验总结”来表现文艺家应该尽到的职责问题成为《文艺报》的经常性动作,诸如《新探索、新突破、新成就———一九八零年短篇小说简评》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之一.

此外,及时传递出提升文艺理论水平职责的多维路向也是《文艺报》应有角色姿态的呈现.诸如在《如何改进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记北大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会》的“编者按”中,我们看到其中蕴含着以“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为切入点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光荣职责的提倡,这在今天来看是从高等学校中文系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出发的分析与总结,这也许就带有了某种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示范和推广意义.随后刊发夏衍的《为提高影片质量而奋斗》一文主要结合电影的质量问题来展开分析说明,旨在以实际文艺领域的现实问题来阐发文艺家的重要职责问题;署名“本报记者钟枚”的《电影观众谈八零年电影———记北京市业余影评员座谈会》则将近期电影领域存在的受到电影观众批评和质疑问题进行了梳理,这里钟枚呼吁文艺工作者们,尤其是电影评论工作领域的相关人士要积极联手,报刊要多刊登那些群众的呼声,要给影评正正名.王蒙的《为了更加成熟的文学》在此时提倡“文艺家职责”问题探讨中比较典型,带有对前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总结意味,而且带有较高的规范意义,这是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整体代表的王蒙同志的“集体性”宣言,这也是从文艺家职责层面最为明显的呼吁与期待.同样的基调也在石泉的《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审美趣味———读两个短篇小说有感》一文中延续,该文将探讨的焦点放在“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审美趣味”上面,体现出一定指向性与示范意义,此种梳理对近一段时期出现的较有争议的作品及时地加以定位和诊断,可以说是《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对“文艺家职责”进行细致梳理后所做的精准选择,针对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文艺报》能从紧靠新时期“文艺家职责”问题入手,时刻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来保持读者对问题本身的关注与重视.《文艺报》上“进一步发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专辑的编发,更是强调应该从“文艺家职责”的角度来切实提高和促进少年儿童的文艺创作.郑汶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点明了此时期文艺家职责的本质诉求还是在坚持和践行文艺的“二为”上面.

适时编发相关文艺评奖标准、领导“讲话”和发言进行特定导向与侧重,预设一定的叙事框架和表述倾向,也是值得肯定的编排策略之一.这主要体现在《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创作更多好作品献给人民———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获奖作者茶话会上的讲话》以及《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等文献之中.从这些文献中,我们能够发现较为浓郁的氛围萦绕,都是为了及时传递出在“评奖”具体参照标准层面的“文艺家职责”的评定因素以及文艺家们应该承担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职责和使命.《文艺报》在给张劲夫的《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而努力》配发的“编者按”中,明确传达要将此种做好文艺工作,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转发给全国文艺界同志们阅读与研究的期待与渴望.再有,此时期文艺家们如何进行“角色姿态调整”,也成为《文艺报》参与、介入相关“文艺家职责”问题探讨的规定动作,重点体现在刊发诸如《坚决改变文学领导工作的涣散软弱状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联席会议简讯》这样的文章,意在从“自我批评”的立场出发,向广大文艺工作者们传达一个合格的文艺家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其中重点在“涣散状态”层面提出了反思和呼吁,期待广大文艺工作者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荣使命.

这其间还重点选编了来自鲁迅和列宁的经典文献,这是《文艺报》编委们精心安排的结果,因为提倡“文艺家职责”问题,在深度讨论进程中急需从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家论述中寻找精神力量源泉,这是《文艺报》确保推行“文艺家职责”观念过程中具体操作细节与相关规范的努力所在.这体现在《重读鲁迅先生的〈作文秘诀〉》以及《鲁迅怎样对待青年一代》《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和理想性》《学习鲁迅关于人性的论述》《列宁与文艺批评》等文章中.

二、“怎么办?”:新时期“文艺家职责”实现路径选取

《文艺报》承接上述系列回应动作之后,较为典型集中的媒介举措就是全力铺设或者说规约某种可以快速操作的实现路径.首先就是铺设一种普遍认同的路径,即“与生活联姻”.《文艺报》相继编发胡余的《请把目光注视着今天》、金丘的《坚定地走革命现实主义的路》、蔡天心的《深入生活琐谈》、魏易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有感于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以及《关于提高文化修养问题的一封信》等文章,传达了“作家要深入生活”“生活之路就是创作之路”的行动指南.以标题和栏目设置的“用心”与“积极介入”为表征的意图比较明显,彰显出问题探讨热度的加强以及深度介入与广泛拓展的媒介角色姿态.此种做法主要体现在刊发溪烟的《员作家的党性问题》直接点明作为作家和艺术家就应当履行自身的社会职责;作为员应当履行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一员的责任和义务.又如在《加强党性,发扬正气———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革命文艺家的职责》一文中提到革命文艺家的职责应该通过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所有党的文艺工作者增强党性,去掉邪气.《投入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则向我们传递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既要重视长期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根据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总结新鲜经验的具体意向.《文艺报》随后编排的“作家近况”栏目是以组织内成员价值的趋向与反馈、回应来开展相关工作,此种基调体现在郭风的《不倦地耕耘着》、刘肖芜的《我爱新疆》、未央的《读社会这本大书》以及海笑的《身兼数职,不忘写作》这类文章中.《文艺报》上刊发的“社论”《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此时期构筑革命文艺家的“职责”问题舆论空间的文献,其中明确传递出《文艺报》的姿态和价值立场,此“社论”对文艺战线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提出可以采纳的路径,那就是认真学好十二大各项文件,把文件基本精神学深学透,贯彻到文艺战线各项工作中,继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推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建设现代化的、高度、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艺家职责”问题讨论指导实际路径选择还体现在依托《文艺报》的“社论”和“专论”来制造舆论压力和示范,进而在意义表达上力求深度介入与拓展.1982年的《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而奋斗》(社论)主要呼吁和期待广大文艺工作者从目前艰巨任务出发,应该以巨大的热情,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艺术创造的本领,为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张光年的《文艺界的光荣职责》随后贴文刊发颇有几分韵味,因作者是《文艺报》编委之一,一方面能够看出《文艺报》对“文艺家职责”的重视,以编委身份署名发表文章,似乎也能够在舆论影响力层面为此问题讨论推波助澜,《文艺报》此时期版面空间紧张之下还能拿出如此篇幅来强调问题的本质,是有着普遍指导和示范意义的,能够看出张光年文章主要指涉对象就是当时语境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艺战线的重大职责.以“专论”的形式来发表有关革命文艺家的职责问题讨论在此时期显得尤为典型,诸如在“专论”《光荣的历史使命》中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指出可以操作的路径,即要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要通过文艺创作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其主要功用是积极呼唤革命文艺者的勇敢担当,真正挑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担.此种呼吁和期待同样体现在诸如《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谈谈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等文章之中.

通过领导报告和“讨论会”等栏目相结合来引导与示范,也是1983年《文艺报》构建具体文艺家职责践行路径的主要媒介作为之一.诸如巴金的《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张光年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都以“讲话报告”的形式来呼吁借助评奖工作急需吹响发扬文艺家职责的优秀品格与精神的号角.谢冕先生的《通往成熟的道路》发表在“讨论会”专栏,是对始终存在于当代文坛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和阐释.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谢冕先生谈及我们的文学在通往成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有着更为广泛的探索的时期.1983年有关革命家文艺职责问题探讨继续向深度拓展还体现在诸如“短论”《努力创造和输送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这样的典型文献中.此时期类似“报告侧记”的形式也是大量出现的,其主要关注的领域依旧是“革命文艺家职责”问题.我们知道,及时报道相关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座谈会和报告会,始终是《文艺报》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体现在诸如刊发《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这样的典型文献中.适时地在刊发“来稿选编”同时配发“编者的话”来展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己任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实绩.再有就是以专辑编发学习《文选》的文章来将提倡革命家文艺职责讨论推向一个更高层面,这可以看作是“聚合”与“重构”编辑策略的展现.

三、多维路径延伸:“文艺家职责”观念讨论与传播走向深化

1984年到1988年期间,《文艺报》上多数有关提倡革命文艺家职责的问题讨论在相关版面和篇幅上的处理更多表现为将此问题融汇到其他重要文艺理论命题的探讨和争鸣之中.诸如1984年第4期的“纵横谈”栏目的《文艺要和改革同一步调》、“专论”栏目的《文艺工作必须围绕四化建设》以及“专栏”《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新的起飞》等,彰显出《文艺报》将“文艺家职责”问题与文艺理论命题捆绑聚合的下行传播期待,以“专论”和“专栏”形式也体现刊物编辑驱动讨论走向深化的意图.最明显的是1985年到1986年期间编发的诸如《对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思考》《作家与时代———西北行断想》《拿出艺术精品来!》《致读者》等文章,充分地显现出浓郁的意义指向,同时也指出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家职责的重要角色.又如《各自须寻各自门》《怎样对待祖国的文学传统?》传递出必须重视祖国文学的历史传统,再向外国的优秀文学借鉴.1987年10月24日头版刊载的《对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充满信心》则主要强调深化改革形势下,提高时代使命感,增进文艺界团结,加强对话与沟通,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在参与改革实践中产生时代优秀作品的意愿.

以“短论”《振奋精神,开拓创新》为代表的文献意在传递《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对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期许和希望,那就是文学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一个具体的路径可以参照:在激励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不能不要求自己首先具有自觉的参与意识以及以四化为己任、与改革共命运的责任感.1987年《文艺报》上探讨“文艺家职责”的文章及栏目开始呈现出将“职责”推向多向度阐释与指向的新状态,这直接体现在《中国作家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定社会力量》《总结实践经验弘扬创新意识》《改革时代呼唤各民族文学的新发展》以及《中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理论批评现状及前景》等文献中.值得肯定的是,在《编辑何妨也有“名”》这篇短论中鲜明表现出作为新时期文学刊物编辑的荣耀感和历史使命感,似乎可看作是全国文学刊物编辑们对自身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肯定和赞赏的某种“代言”.

若从表述风格与刊物编排层面来看,1987年到1988年的《文艺报》明显走向“深度报道”的“生活化叙事”新态势.诸如在《文艺家有理由有条件把文艺事业推向新的繁荣》《为新中国诞辰四十周年奉献精美之作》《让我们相识,让我们理解》等文章中,从一个侧面映衬出此时《文艺报》集合多方力量集中进行当代文学批评“文艺家职责”观念构建探讨的正向姿态和角色.此时期的《1987:文学期刊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一年》继续提倡培养文学新人,扶持青年作者以及积极刊登反映改革、探讨人生和社会种种问题的作品,并且启迪思考、鼓励创新的文学期刊角色.此外,朱向前的《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改革中的经济与文学”座谈会在京召开》更是强调从文学创作主体即作家队伍分化层面进行探讨,进而关注如何处理文学与经济关系问题.

综合前文所述,《文艺报》如此重视“革命文艺家的职责”问题,大概是因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批评尤其需要文艺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关注文学创作实际的变化,这样才能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真正承担起与创作一同成长的使命,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对文学创作实际的“失声”和产生“距离”.这也可以在《1985—1986年的文学发展平实、稳健而色彩缤纷》一文中找到答案.种种线索和文献显示出《文艺报》与新时期“文艺家职责”观念演进的密切关联,也以其鲜明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告诉我们《文艺报》曾经走过的燃情岁月.值得一提的是,此种伴随与关联没有停步,今天依然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着!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BZW035)的系列成果;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跨学科交叉视野下的《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1949—2000)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087)的系列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辽宁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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