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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和央企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刘海生孙齐泽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作为一项强力有效的外部性监督,政府审计无论对于集团公司还是所属上市公司都是一项有效的震慑.而过去研究一直关注于政府审计对于管理层腐败的影响,但是其对于央企集团公司投资决策是否有影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发展我国政府监管机制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混合体制改革下国有背景上市公司的政府监管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政府审计；过度投资；审计公告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33.053

1引言

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过热一直为人诟病,资本的扎堆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例如近几年的共享单车、互联网专车、区块链技术投资热度火爆等.而宏观的投资过热主要由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构成,特别是在在国有企业中,过度投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赵卿（2010）和吕峻（2012）的研究,通过不同的度量方式共同验证了我国沪深两市的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中国,由于制度背景及经济环境,使得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不仅具有一般企业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在加剧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这种过度投资行为忽略了投资风险,很有可能将企业拖入财务困境中.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国企进行投资决策.但是,已有文献尚未有政府审计对于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以及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探究政府审计与央企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的关系.

2政府审计与央企过度投资的以往文献

现有文献已经证明了,过度投资现象在国有企业比较普遍.刘星和曾宏（2002）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重过大致使其他中小股东无力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实施控制或监督.李维安和姜涛（2007）研究表明,国有股权比例越大,上市企业的过度投现象越为严重,以及地方控股较控股上市企业具更高的过度投资水平.国有背景上市公司相较其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更高.根据徐细雄和吕金晶（2011）的研究结论,股权越集中,管理层受到的权力约束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

传统的企业投资理论表明,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源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的效率损失.在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管理层是股东的代理人,其拥有配置企业所持有资源的主导权.出于管理层的自利动机以及机会主义,企业会将自有流量投资在一些净现值低的甚至为负的项目中,来达到非效率的投资扩张,从而实现管理层自身的利益（Jensen,1986; Stulz,1990).国内研究中,徐晓东（2009）研究发现当公司持有的自由流越多,那么代理问题就越突出,则其过度投资的水平越大.

同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政府审计如何监督国有企业有效运转的问题.国内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上.唐雪松(2012)实证表明,央企上市公司经国家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蔡利（2014）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与央企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而言,政府审计对集团企业的审计,通过央企的控制链条传导作用到其所控股的上市公司上(唐雪松等,2012; 李小波和吴溪,2013) ,并且其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助于提高控股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唐雪松等,2012) ,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陈宋生等,2013) .

不过,目前还鲜有文献从政府监管这一外部机制角度直接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3政府审计对央企过度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代理理论,企业过度投资体现了管理者与股东的代理冲突问题.随着深化国企改革,国企正处于放权让利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管理者的权力得到扩张,拥有了企业控制权的他们运用职权进行过度投资来实现权力寻租,从而造成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而政府审计的监督效力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权力,明确控制权归属,警示存在利益输送动机或个人帝国构建动机的高管,从而能够央企过度投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

高管的晋升动机与过度投资.由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大部分由国资委或者所属央企集团任免,其晋升与普通官员类似,管理层的绩效考核相对较低更容易被降职或调离权力中心（Li , Zhou and Chen,2005）.在这种晋升与淘汰体系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有动机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过度投资某些行业或领域（周黎安,2004）.

管理层构建帝国.根据构建帝国假说( Stulz,1990),管理者偏好个人帝国的建造,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地位、权力、薪酬和特权、升迁等均与公司规模成正比.而政府审计能够对管理层构建个人帝国的行为进行威慑,其与中纪委、组织部的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后的管理层在构建个人帝国时趋于隐蔽性.

管理层权力和过度投资.姜付秀（2009）对A股上市经济主体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在国有单位中,管理层的任职年限同过度投资具有正效应关系.由于管理层长期任职,在企业内部形成权力帝国,使得投资决策不再具有群策群力的效果.同时这种帝国的形成容易造就管理者过于自信,两者共同加剧了过度投资水平.李培功和肖珉（2012）研究指出,在投资效率上,国有性质的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总经理的任职年限具有正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的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政府审计与管理层权力约束.已有研究证明,政府审计特有的约束“矫正”功能有助于促进政府责任的有效履行,遏制官员不法行为的发生,对央企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进行约束（黄溶冰和王跃堂,2010）.

同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引入,从监督管控方面有效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陈宋生、陈海红和潘爽(2014)从市场感知和内隐真实质量两个角度探讨审计结果公告与审计质量.他们认为,审计结果公告是以反映国有上市公司内部问题为主,因而会产生负面的市场反应,国家审计的质量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

此外,社会媒体对于公开审计结果也有持续关注,由于媒体效应政府审计的威慑作用被进一步放大了.李培功（2010）的研究发现,媒体能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此处具体体现在对于审计结果公告中的内幕交易信息的传播能够减少内部人未来交易的利润.此外,审计结果公开之后,审计署会紧接着召开新闻发布会,到场及随后的新闻媒体对于审计公告中出现的高管在职消费、重大投资失误等现象都会第一时间进行跟踪报道.在审计后期,媒体对政府审计情况报道越多,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越好（蒲丹琳,王善平,2011）.这种媒体关注对于管理层的声誉机制的影响,使得管理层在未来的几年间会顾及声誉而减少过度投资.

4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上推导政府审计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关关系,可能会影响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环境下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趋势.然而,政府审计涵盖范围宽泛,审计重点不同,方向呈现多样性.审计署立足于审计绩效和财务合规性的专业视角,其“揭露”和“矫正”的主体功能对财务违规、高管腐败、超额在职消费等影响较为显著,但是是否对抑制过度投资起到显著有效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审计是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有效抑制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赵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2010.

［2］吕峻.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 2012,(1):3137.

［3］刘星, 曾宏.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行为:表现、成因及治理[J].中国软科学, 2002,(1):6569.

［4］李维安, 姜涛.公司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贸经济, 2007,(12):5661.

［5］徐细雄, 吕金晶.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管理者投资决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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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宋生, 董旌瑞, 潘爽.审计监管抑制盈余管理了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