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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
许诺晨/ 文
五四时期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人”在一次次讨论中不断地被发现,而作为儿童时期的“人”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远观古代社会,儿童是作为父母的所有品存在的,其自身的独立性遭到了彻底否定.可想而知在这样封建的观念下是无法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对“儿童”这一个体的正确认识.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的引进和翻译,许多有识之士如周作人、鲁迅等人认识到儿童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各自的文学阵地中为“儿童”的发现做出可喜的贡献.这些健康的、正确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载体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观点看法,各种主张在交流中碰撞融合,使得儿童文学的理论得以逐步完善.时代先驱的引领倡导,社会舆论的宣传造势,一场儿童文学运动便随之产生.这场运动清空了旧的训诫性而非儿童本位的一些读物,大量输入外国儿童文学的经典著作.在这些外来译作的借鉴和启发下,中国文坛一方面在整理民间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开始自己着手于创作.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种类繁多,相应的作家队伍也不断壮大,为当时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气.
一、儿童文学理论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时代先驱们提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口号,向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发起了挑战.“三纲五常”作为封建思想的典型代表,更是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其中“父为子纲”的封建藩篱被冲破,关于“儿童”这一主体的认识问题被搬上文学舞台.中国长久以来传承的儿童观把儿童当作一个不独立的个体.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自然很快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中被推翻被谴责.儿童被不断“发现”,新的正确的儿童观逐渐树立,儿童文学理论在吸收与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的养分中植根于中国大地,在五四新文化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在这一阶段,周作人可以说是为这片崭新领域的理论发展起了显著的引领作用.他主张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主体.这种主张的倡导使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与早期以教育性训诫性为主的“儿童读物”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也让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持相近观点的还有鲁迅、郭沫若等人.从当时报刊杂志等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主流观点来看,这个阶段的儿童文学理论表现出大致趋同的现象：儿童是独立的个体,与成人截然不同.儿童文学应把儿童放在本位,表达儿童所特有的想象和感情,创造儿童所能接受的所喜欢接受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儿童观的基础上,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上都得到了可喜的发展.
二、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
五四时期,思想激烈碰撞,新的观念不断产生,整个社会处于一场多领域、多方位、多层次的大变革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变革推动了儿童文学运动的发生.它主要包括理论的建立、经典翻译的输出和创作的尝试.
各大文学刊物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实物载体.《新青年》作为五四运动的文学阵地自然在开展儿童文学运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在当时刊载了许多关于儿童文学翻译、创作的文章.上文所提到的儿童观便可以说通过《新青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许多领军人物如周作人、周树人等人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而《新青年》作为当时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文学运动刊物,在输出大量的外国儿童文学经典译作方面也做出巨大贡献.当《新青年》停刊后,《小说月报》便自觉担起了宣传的重任.尤其是郑振铎担任主编时,儿童文学的相关作品便在该刊物上占据着大量的版面.而在这些作品中,又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占绝大多数.不仅如此,当时郑振铎还为此还不定期地设立相应的专栏进行宣传造势.这些举措无疑大大地为儿童文学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三、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规律与一般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即先有大量的创作,而后在创作的基础上研究最终形成理论不太相同.它首先是有选择性地对浩繁的外来文学经典进行翻译.而后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大胆的尝试.
五四以前对外国儿童读物的翻译受“西学为用”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功利性,以教育和宣传为主,完全不考虑儿童的接受程度和儿童的思想特点.大多数翻译作品都服务于政治,且以文言为载体,将成年人的意志和审美强加于儿童读物中.甚至有些翻译作品在翻译时擅自加入自己的评论,随意添加自己的创作,故大多译作变成了不中不西的改译或编译.五四以前译界的这种情况相当严重.后来五四时期严厉地指责这种不良现象.如周作人曾批判早期的一个古文言文译本.他通过自己的再翻译,来说明古文在儿童文学翻译上的不恰当“: 误译与否,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但Brandes 所最佩服、最合儿童心理的“一二一二”,却不见了.”先看古文言的首段译文：
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法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战事已息.资遣归家.于道侧邂逅一老巫.面目可怖.未易形容.下唇既厚且长.直拖至颇下.见兵至.乃谈之日.汝真英武.汝之刀何其利.汝之行李何其重.吾授汝一诀.可以立地化为富豪.取携其便.
再看周作人对这段的重新翻译：
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他从前出征,现在要回家去了.他在路上遇见一个老巫：她很是丑恶,她的下唇一直挂到胸前.她说,“兵阿,晚上好！你有真好刀,真大背包！你真是个好兵！你现在可来拿钱,随你要多少.”
从这两段译文的鲜明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除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翻译的鲜明影响外,周作人的翻译从语气、语态等方面更体现了儿童的语言特色,具有鲜明的儿童文学特点.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受当时的文学理论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呈现以白话为载体、以儿童为本位的特点.由于当时周作人等人对这种具有儿童语言特色的翻译倾向的倡导,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艺术性和趣味性的和谐统一,通俗有趣又不失其文学价值和文化韵味成为译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不仅在翻译过程中得以体现,在翻译题材的选取上也有一定表现.从五四前期翻译取材的一贯教育性,到五四阶段取材更注重儿童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通过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引进,中国儿童文学从中汲取了养分,促使当时许多文学界的作家群体有了“试一试”的想法.这种“试一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开发中国民间的儿童文学,一是进行创作尝试.
首先,整理、开发中国民间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时期一项很有实绩的事情.它包括研究童话、采集儿歌、整理寓言.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有赵景深的《童话评论》、茅盾的《中国寓言初编》以及当时歌谣学运动对传统儿歌的开发研究等等.
其次,关于儿童文学创作尝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写儿童的生活,或者借助儿童文学的样式来表达成年群体的思想感情.如《新青年》发表的刘半农的诗《奶娘》《学徒苦》和刘大白的儿歌体诗作《新禽言之十二首》.另一种是直接为孩子们写的.如沈雁冰的《寻快乐》以及叶圣陶的《蝴蝶歌》《拜菩萨》等儿童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部分还是对外来经典作品的翻译以及对民间作品的整理开发上,而相关的创作实践只能说是刚刚踏出一小步,亟待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正确的理论建设上.而这正是具有历史性的必然性的一步,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五四时期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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