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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皮相和网络文学的歧路以《蜗居》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纸质媒介为主要阵地的传统文学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唱衰的过程,文学读者群体数量的急剧减少,作家和批评家不再是面向社会问题发言的主流力量,让一些人哀叹,“文学边缘化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昭告了网络文学时代的到来.这种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型文学形态,以星火燎原之势,不但与传统文学共分天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下大众对文学的全部认知.这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传统文学阵地的进一步失落,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也让一些人看到了文学生机勃勃的未来.
正如约翰·P.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里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更加人道和公正的世界,所有人不分等级,没有身份的偏见,“我们将跨越星球而传播,故无人能够禁锢我们的思想”①.在网络世界里,文学的话语权不再专属于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传统作家,写作成为全民性的活动,人们随时可以通过网络变成拥有阅读点击率的作者,自由地宣泄情感,或表达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因此,当传统作家介入当代中国现实的能力和热情受到质疑时,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反而让读者寻找到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个人生活艰辛和价值虚无的共同体验.
2007年,小说《蜗居》的出版及其影视改编,不仅引起了社会上对高房价现象的广泛讨论,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个新名词.小说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通过一个社会焦点问题,把高房价之下人们不堪重负的生活地呈现出来.邵燕君曾无比热情地赞叹过网络文学的这种当下性：“他们对制度的反思、对文明道路的思考,都是以中国当下的处境为出发点的,这是阅读金庸小说不能替代的.”②的确,在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发言时,网络文学作者们是反思着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反思当下？当众多读者沉浸在作者所反思的现实中时,人们能够获得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想象性生活？
一、“大众”本位的立场
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共享性造就了网络写作的民间意识.这意味着,当全民写作的时代到来,大众化、凡俗化的写作姿态将占据网络写作的主导地位.宏大叙事让位于日常生活,终极关怀替换为民间道德,“于是,崇拜平庸而不崇尚高贵,直逼心旌而不掩饰,虚与委蛇和矫揉造作让位于率性率真,鲜活水灵冲淡纯美过滤和理性沉思,便成为网络写作最常见的认同模式.”③在如何讲述中国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故事这一问题上,网络文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和传统文学将“大众”作为考察和批判的对象相比,网络文学是“大众”的自我表达：在叙事上,它耽于通俗化的结构模式；在价值判断上,它富含轮廓分明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作者权威；在语言上,它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杂糅感.
读过《蜗居》的人,大多会惊讶于六六讲故事的能力.通过主人公郭海萍买房这一中心事件,多线并行,思路清晰地讲述了几家人在经济转型期高房价现象下的命运沉浮.海萍渴望通过买房,将儿子接回身边共同生活,实现在大城市立足的梦想.现实是,哪怕她近乎自虐地减少生活开支,经济的拮据依然不断将她和梦想的距离拉远.与此同时,工作上遭遇的职场倾轧,加剧了海萍的压力.这种困境一方面造成了她对婚姻生活的失望,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妹妹海藻对婚姻的看法.高官宋思明的出现,使海藻一步步堕落为他人的情妇,但海萍买房的困难也间接得到了解决.巧合的是,造成高房价的幕后黑手,恰恰是以宋思明为代表的和房地产商勾结的权力集团.
纵观整个故事,刨去高房价下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不难看到许多符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题材,如婚外情、官场腐败、婚姻红灯等.其中,海藻的堕落,在六六的笔下以一种三角恋的方式呈现出来：海藻和男友小贝的爱情,有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和相互扶持的心情,但这种爱情却没有肉体的欢愉和物质的满足来匹配；当宋思明以一个成功男人的姿态闯入海藻的生活时,权力的光环和性爱的刺激让海藻沉迷于宋思明的情网.小说对海藻在爱情上灵肉分离,从迷茫到痛苦挣扎再到最后自觉扮演情妇角色的心理转变把握比较细腻,但为了海藻的转变,作者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巧合.海藻的第一次,导火索是海萍买房时发现丈夫苏淳借了；海藻的第二次彻底堕落,也是由苏淳被人污蔑泄露商业机密的事件引起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定型的价值观念的知识女性,要令其推翻以往对生活的认知,变成一个迷恋物质生活的第三者显然是困难的.必须有不可抗的外力因素强化戏剧冲突,故事才能讲得下去,于是,以三角恋为内核,以大起大落的情节设置为重心的叙事模式就构成了《蜗居》的一大特征.
虽然是三角恋的叙事模式,但非常态的情感是为六六所拒斥的.在六六的一系列小说中,无论是《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还是《蜗居》,家庭责任始终要高于由个人生发出的情感.这种伦理观念本质上来说,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现代变形.《周易·序卦传》言：“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夫妻关系为基础扩散而来的伦理结构,当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能够遵守礼义,整个国家才可能是“礼治之邦”.司马迁甚至将夫妇伦理关系放在王室兴衰的重要位置上：“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为用,唯婚姻为兢兢.”④这种家本位的伦理观念,即使经过千年流变,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依然有强大认同基础.因此,在六六的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观念是,爱情只有在缔结婚姻契约,建立在稳固家庭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合法的；女性应当为维护自己合法的家庭地位斗争.
几乎所有六六的小说都在阐释这个观念.《王贵与安娜》中,安娜是一个熟读文学名著,富有小资情调的文艺知青.在时代的洪流下,安娜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嫁给一个长相平平、浑身土气的大学教员.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让安娜与王贵的情感不断升华,这种由家庭责任建立起来的感情比之年少幻梦般的爱情更为牢固可靠.所以,当安娜英俊温柔又博学多才的情人衣锦还乡,许下要与安娜远走国外共度余生的承诺时,安娜并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位贵妇人一样,冲动地出走,而是以坚决的姿态守护与王贵的家,最终获得幸福的结局.而在《双面胶》中,丽娟与丈夫李亚平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受到来自婆婆这个“第三者”的威胁时,她想尽了各种方法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甚至不惜与丈夫反目成仇.
在如此强大的作者权威之下,任何非理性的人物情感都必须得到一个理性的评判.于是,《蜗居》中,哪怕宋思明真的对海藻产生了源于权色交易的爱情,宋的爱情也要被证明是虚假的.为了证明宋思明的爱情虚幻性,六六塑造了一个存在于回忆中的初恋形象,并使用了一连串密集的意象来描写宋太太在身材、生活观念等方面的衰老,借以说明宋思明对海藻的爱起源于一种对逝去青春的心理补偿和占有对方初夜的自我欺骗；而宋思明和海藻的相处过程,充斥了大量充满肉欲的性爱场景.在小说的结尾,六六更是借海萍母亲之口点明：“与其说他喜欢海藻,不如说,他在享受手里的权力带给他的荣耀.一个人的荣耀如果压抑久了不释放会得病.他是一个的手下,他在单位里,在自己家里,都不能太招摇,都要俯首帖耳.那么怎么体现自己的成功呢？海藻不过是他借以炫耀成功的手段而已,没有海藻也会有水草、珊瑚.”⑤
与传统文学思想表达的多义性相比,《蜗居》旗帜鲜明地反婚外恋和反贪污.对六六来说,重要的不是探索海藻、宋思明等人的人生困惑,而是向人们传达一个贪官和破坏他人家庭的小三不会有好下场的信息.和海藻最终被宋太太暴打流产、失去子宫,宋思明不得好死的凄惨结局相反,靠自己的知识谋生的海萍最终成长为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和中文学校的女强人.惩恶扬善,肯定自我奋斗,极大地抚慰了高房价重压之下许许多多普通民众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精神“补偿”.这正是《蜗居》在对当下现实问题发言时,获得众多关注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蜗居》语言的杂糅感,尤其能够反映“大众”在网络空间中话语表达的“狂欢”.六六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语和影视作品流行语,譬如,海藻和小贝的聊天：“俄滴神呀！老公！你简直太伟大了！你就是鲁迅笔下的孺子牛啊！”⑥而海萍收到单位同事以结婚为名行收红包之实的请帖时的心理活动是：“NND,为什么不先问小吴！可恶！就不去,偏不去,死活不去.”⑦掌故与符号化语言并存,仿佛一堆没有经过加工的材料随意堆砌在小说的各个角落,虽然有粗糙浅薄的一面,却能让许多年轻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
二、现实主义的皮相
2010年,《中国在梁庄》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大范围的关注,随后,《人民文学》做了一件颇具革命意味的事情——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至于为什么要推动非虚构写作,李敬泽表示：为了让文学重拾表达“真实”的诚意,为了让作家远离“二手生活”,“对于这个世界确立起认识热情和刚健的行动能力”⑧.当代中国小说在如何逼真地描写生活这个问题上让许多批评家感到了一种整体性的匮乏.“缺乏充分的真实感,乃是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文本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⑨.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们再也无法像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那样,以一个庞大且稳固的体系把握生活的整体.人们生活在各种现象之中,永远不能预知下一秒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小说家来说,在充满幻象的世界中,去抓住生活的真实是困难的吗？答案似乎是确证的.在诸多拜服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的作家那里,个人经验和内心真实,较之对社会生活的考察,更能揭示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小说只需要现象地解释它.这两种把握真实的途径,前者容易流于自恋的语言游戏,后者则可能沦为一种原始自然主义.以《烦恼人生》为典型,“新写实主义”的冷静叙述之下,印家厚式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叙事存在着“一种对现状困境由骚动不安、奋起反抗到无可奈何的认同与回避”⑩的局限性,即漂浮在局部现实或表面现实之上的“客观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虚构并不能比非虚构以及新闻报道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真实的感受,活在传统文学期刊中的小说危机由此开始.那么,从众生平等的网络空间生长出来的网络小说,它所创造的“现实”,能够达到对世界对人的“真的认知”吗？
《蜗居》是否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品,一向有两派相峙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蜗居》就像“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根刺”,尽管在一些元素运用上迎合了大众,但的确揭示了高房价下人的面目被扭曲到极致的惨痛现实；另一派观点则对《蜗居》的“现实主义”表达不以为然,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蜗居》不过是“挪用现实主义”.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不仅弱化了女性,还美化了贪官.如此大的争议,反而证明了《蜗居》呈现的现实复杂性.之所以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由不同读者对小说的阅读重心不同造成的.认可《蜗居》为现实主义力作的一派,其关注重心在《蜗居》如何揭示“房奴”悲剧；认为《蜗居》是“伪现实主义”的一派,对《蜗居》的批评,背后蕴含着对一种宏大叙事和建立正面价值参照系的期许.实际上,这些批评既忽略了《蜗居》平民立场的自我表达,又轻视了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性和作者的价值导向.
郭海萍这个人物,有她市侩、计较、自私的一面.为了买房,她不惜向自己和丈夫的父母索要大笔资金；因为买房,她对丈夫的期许变成了能省钱,能挣钱.当丈夫苏淳实际上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海萍便开始怀疑婚姻,怀疑爱情.这种怀疑在得知丈夫将用于买房首付的借款寄给父母时彻底变成了失望.面对妹妹海藻的劝解,郭海萍终于否定了爱情和婚姻作为精神生活部分的意义：“爱情,爱情那都是男人骗女人的把戏.……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别净玩儿虚的,你爱这个女人,第一个要给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身体,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让女人不必担心未来；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拥有不了男人的时候,心失落了,身体还有着落.”就是这样一个被现实压力折磨得开始认同“金钱至上”观念的女人,在苏淳被牵扯进商业泄密的犯罪事件之后,不仅没有和丈夫离婚,反而在危机时刻承担起了家庭责任,为给丈夫洗脱罪名四处奔走.
六六在郭海萍这个人物刻画上是有其理想主义倾注的.如果说郭海萍的爱情物质至上论代表了消费时代,政治和商业权力运作之下,物质欲求被放大扭曲的世相,那么,她对于家庭的坚韧、忠贞,乃至她对儿童教育的关切、敢于维护职业尊严的正直以及甘愿为理想职业付出努力的勤劳,则反映了高房价下艰难求生的小人物身上尚存的脉脉温情和淳朴的道德光辉.即便是对另一个中心人物海藻,六六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宽容：这个困守在由物质建构的爱情城堡,游离于主流道德评价体系之外的姑娘,她曾经甘愿和男友小贝经营简朴温馨的生活.她的堕落,更是基于对姐姐海萍的爱与同情.一个在当今社会人人喊打的“小三”,当人们发现原来这个身份之下可能是一个善良柔弱的灵魂时,海藻的悲剧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可惜的是,六六试图在一个既定的世俗权力秩序之下构筑女性主义神话.宋思明是一个对官场游戏规则游刃有余的“枭雄”式人物,为了不授人以柄,他可以长期克制自己的,打造一个洁身自好的形象,甚至还能偶尔象征性地走访基层,关心民众生活……从小说中隐现的“二奶”文化,以及结的内幕,可以看到,六六深知活在官僚体制内的人能够被异化到何种程度.但她并没有从宋思明的处境出发,去塑造一个不能以面谱化的忠奸逻辑论之的当代官吏形象,而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放大了他的权力光环.
于是,在六六的笔下,这个长期压抑自身内心的中年男人,在他遇到海藻之后,以裹挟爱情的方式倾泻出来.宋思明面对海藻,始终是将自己放置在一个追求者的位置,他向海藻乞求爱情,他的一切情绪为海藻而牵动,“这个姑娘,如果笑,他就会心头柔软；如果哭,他就会手足无措；如果冷漠,他就会害怕；如果决绝分手,他内心痛楚.”而海藻彻底抛弃小贝,投入他的怀抱之后,宋思明对于失去青春的追忆,对破碎家庭关系忽然醒悟时的空虚、无可奈何,通通在海藻这里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补偿.与补偿相对应的,是他对于海藻的有求必应.可以说,郭海萍第二职业的开辟,家庭危机的解决,根本上都得益于妹妹海藻和宋思明的权色交易,以至于到最后,郭海萍将宋思明当作了“恩人”对待.
权力被“爱情”的面纱矫饰得如此温和,用一种守护者的姿态予以人们自由独立的物质化幻象,相比之下,郭海萍在得到宋思明的权力支持后迎来的事业之春是如此可笑而无力.而六六显然并不乐意或者说无力揭开这个个人奋斗的谎言.她坚信的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在一定会到来的轮回报应之中,个人能够通过奋斗能够在资本与权力勾连的社会秩序中突围,并且通过奋斗为自己获取到相应的物质基础之后,一切矛盾都将消解.
正是作者大众本位的价值立场和残酷的生活真相之间的错位,导致了小说中所有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变成了：只要攀上权力关系,个人就能为自我梦想的实现打开一扇方便之门,才能通过奋斗达到成功的彼岸.人的一切行为在这个结果之中才是有意义的.布斯在谈及作者客观性时说：“某些作品被作者用一种不公正的天平来称量他的人物的印象所毁坏.但这种印象不取决于作者是否明确表示了评价,而取决于他表示的评价以戏剧化的事实的角度来看是否能站住脚.”尽管六六在写现实,甚至对她所刻画的现实给出了一个合乎民间伦理道德规范的解释,但是,这种基于权力崇拜的、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念不足以容纳现实所呈现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所以,人们为《蜗居》带来的现实所刺痛,又不得不怀疑小说中贪官“英雄叙事”合法性的争议背后,是真正的诗性力量的缺失.
三、网络文学的歧路
以传统的文学批评话语模式来考量《蜗居》这个文本时,不难得出,即使它具备了诸多现实主义元素,也依然改变不了其通俗小说气质的结论.但就是这么一篇浑身散发着市民趣味的网络小说,成为受到上自智识阶层,下至普罗大众关注的现象级文本.这是当下很多活在期刊文学中的小说都做不到的.当然,首先不能否认《蜗居》影视化改编的影响.在《蜗居》的传播过程中,影视化改编是其扩大社会阶层影响力度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当今时代,是一个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介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时代.在“世界图像时代”里,影像成为大众认知客观世界的主要途径.而《蜗居》迎合了大众审美趣味的叙事模式,切近百姓生活的故事内容,满足了消费语境下人们对视觉娱乐产品的期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起码有一半的受众,对《蜗居》的认知是从电视剧开始的,假使没有影视剧改编,《蜗居》会失去大半市场.其次,网络的交互性为六六赢得了牢固的粉丝群体.路易斯·罗塞托说：“网络的真正力量在于互动性,因为互动性创造了社区并且联合全社区内的使用者.互动性让人们对作品、主题、趋势和当中的想法产生兴趣,同时让作品有生命,不断进化,维持使用者的参与程度.”自网络而来的六六,就是靠在论坛灌水成长起来的一名作者.在她的写作过程中,有一批固定的读者为她的写作提供建议,就是在这样的“粉丝团”支援下,六六才能更加完善小说的情节.
《蜗居》并不是网络文学作品中引领文化潮流的个例.近年来,网络文学粉丝群体的形成以及IP改编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中一套比较固定的产业运作模式了.尤其通过IP改编,一批网络文学作品进入了知识精英群体的批评视野中,逐步实现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过程.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知识界的态度从最开始的观望、质疑,向主动探索能够有效地进行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转变.网络文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网络文学研究整体环境的日趋开放,标志着网络文学从一种亚文化逐渐融入主流文化队伍中.某种欣欣向荣的未来景观似乎就此能窥见一角.然而,当面对具体文本的时候,一种无处不在的尴尬依然会弥漫其间.
无论网络文学具备多么鲜明的网络性和大众文化特质,当我们将其命名为“网络文学”的时候,就意味着网络文学的身份从根本上是文学.以文学的眼光去讨论它,必然会遭遇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一些学者认为,从传统纯文学的角度去界定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是不合时宜的.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间性存在,网络文学之为文学,依赖于它所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而“绝不是作品自身的某种客观特质使然”.这种网络文学“文学间性”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性所导致的网络文学“文学性”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表征.但这种对“文学间性”的强调和对“艺术自律”的淡化有种肯定网络文学价值虚无的隐忧.当文学只有在关系网络之中才能构成其意义时,网络文学本身不再有意义,它永远处于等待被改写的“未完成”状态,一切形而上的价值表达,关于真理、终极意义等等,都在等待被建构之地.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文本在上一秒的意义下一秒就可以被推翻.那么面对具体的网络文学文本,人们很难像阅读纯文学那样,经过编辑、批评家层层剖析之后,获得一个确定的意义.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六六“要大刀阔斧,剥皮见血的热烈,句句是泪,字字见锥子”,而实际上在普罗大众中流行的却是“嫁人就嫁宋思明”的口号,在知识精英群体中达成共识的则是对其文本现实主义表达的质疑.
总有一些根本性的认知存在：回到约翰·P.巴洛的那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于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文明是如此的骄傲.而诞生于网络文明之中的文学,理应有同样的骄傲和追求.然而,当网络文学自由写作的姿态成为反抗权威的象征时,网络文学是否真的为人类带来了自由？面对数字化网络技术和商业霸权的规训,一种对网络文学自由虚假性的忧虑是切中肯綮的.“艺术关乎心灵：起决定作用的永远只是人的自由心灵,也只有人自由的心灵才是文学唯一、永恒的源泉”.当网络文学的作者具备了文学的野心,愿意去进行这一场追求自由的冒险时,网络文学才是有可能从被技术和商品扭曲了的“自由”中苏醒过来的.
建设“心灵之自由”,对没落中的期刊文学来说,同样需要如此.当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学所遭遇的“小说危机”和“泡沫文学”的时候,问题的指向同样是,文学在消费时代,如何才能保持它的独立性和反抗性？
不管是传统期刊文学,还是网络文学,这样的沉思是总体性的.毕竟,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网络文学的规范化,我们终将可能与印刷文明时代挥手告别,那时,“网络文学”的概念也会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而我们依然需要的,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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