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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学东渐中的翻译出版与其当代

战争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但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则是阻碍西学进入中国中下层社会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这使西学文献的翻译及出版出现了一些困难.由于西学只有以中文的形式在社会大众中传播,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研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对西学的翻译情况很有必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一、近代中国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主题与语种特点

翻译作为一种智力活动,最关键的是翻译人才.早期翻译西学文献的主要是西方教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外交流的逐步展开,中国自己的翻译人才也渐渐成长起来.进入20世纪后,随着留学潮的出现,熟练掌握外文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人成为翻译西学的主要力量,大多数西学译著由中国人独自完成.彼时翻译人才的特点与状况,也直接决定了西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具体路径.

彼时,西学文献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主要通过合译、直译与转译三种途径.合译主要指的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由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人用文言文笔述润色,即以西译中述的方式翻译传播西学.直译是最常见的一种翻译方式,就是精通西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把西学文献直接翻译成中文出版.转译就是借助他国文字译本将西学文献翻译为中文出版,即西学文献已被翻译成第三国文字,再把此国文字译本翻译成中文.这种翻译途径主要出现在晚清后期以及民国早期,具体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日文西学译本转译成中文,另一种是由俄文西学译本转译为中文.西学的翻译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直接相关.梁启超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翻译出版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媒介,其对题材和语种的选择,充分反映了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变化.

有清以来,最初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使中西方正常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断.直到19世纪,尤其是战争前后,中西文化交流才再次开启.但此时已处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大扩张的时期,而大清帝国则步入日落黄昏的衰落期.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继续沿用明末清初时期“学术为媒” 的方法,以达到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

传教士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1810—1867年,传教士译书中86%是关于基督教的书籍,6%是自然科学书籍.除此以外,传教士也编译了少量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约占6%,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文等.[1]传教士早期译书以宗教书籍为主,限制了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后来译书的内容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

这一时期,极少数开明的中国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如林则徐组织的翻译活动.但这种由中国人主导的翻译活动毕竟只占极少数,传教士是这一时期西学翻译的主体.所以,中国人这时基本是被动地接受西人翻译而来的西学.

战争前后,只有极少数开明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必要性;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则深深地刺激了士大夫群体和最高统治集团.统治阶层震惊于洋人的坚船利炮,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器物,意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支持下开展起来.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聘请洋教习,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并设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由洋教习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书籍.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徐建寅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翻译以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为主.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这一方面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重点在科学技术层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世界的发展格局,即英国作为世界霸主,也成为中国学习的优先对象.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亚洲近邻日本,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于器物层面,更在于制度层面.中国人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西学东渐的范围在扩大,层次在提高.清政府内部也逐步展开了维新、新政、立宪等一系列变法举措.这样,中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49.5%的译书是关于史地、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下降到31.5%.[1]

这一时期在翻译西学方面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严复.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这些留学生中有的后来也成为翻译西学的中坚力量,严复就在当时被派往英国学习船政.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严复翻译的都是19世纪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要社会政治思潮.严复的这些译著既切合了甲午战败后变法图存的时代需要,又在思想界、知识界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清政府为推行变法修律, 于1902年设立修订法律馆(1904年开馆),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修订法律馆首先组织力量开展了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翻译活动,先后译出了德、日、俄、法等国的若干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西方国家的重要法律文本被翻译过来,直接为清政府服务,成为清政府变法修律的蓝本.

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日译书籍在中国大量出版.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1]其中重要缘由为,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中国人对昔日的东瀛小国日本刮目相看、日益重视.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潮流.中国人不仅在继续学习西方,也开始向日本学习,当然主要是学习日本当年学习西方、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在幕府统治末期也面临与清末相似的局面,但日本通过全面学习西方,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强大了起来.其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昔日的老师———中华帝国,而且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西方列强之一俄国.曾经相似的境遇,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使得日本经验对中国人来说更有参考价值.清末大量的留日学生非常积极地在日本搜集西学文献,并组织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等.其中,译书汇编社发行的《译书汇编》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亦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诸领域.

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制度(主要是君主立宪制) 实现救亡与富强.然而,维新变法与预备立宪先后失败.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竞争中,革命派最终胜出.后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名义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但中国社会的结构依旧,封建势力摇身一变,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所以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学习西方的重点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力图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社会.

以上时代特点,决定了民国时期的西学翻译呈现出译书种类更多、内容更广、专业更深等特点,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大批译著出版.尤其是西方文化、文学方面的译著越来越多,传播面也愈加广泛,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流传,而且已经深入普通市民阶层.这也是清末以来西式教育在中国逐渐推广,受教育人群扩大的结果.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受过国外教育、精通外文的人越来越多.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都在翻译外国著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作为通俗易懂的思想文化载体,得到了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以此教育广大民众,改造他们的思想.1912—1940年,1/4以上的译作是译自西方的文学著作,其中90%是小说、戏剧和诗歌,其余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另外37.6%是关于史地和社会科学的译作,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仍占25.4%.[1]总体呈现文学、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三足鼎立的局面.民国时期译书所涉国别,不仅有英法等传统西方强国,也有亚洲强邻日本,还有新兴世界强国美国和苏维埃俄国(苏联).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世界强国,对辛亥革命之后直至今天的西学东渐和翻译出版活动产生了持久的深刻影响.在1912—1940年的译书中,译自美英的书籍占比恢复至56.4%,来自俄国的译书增长幅度最大,由过去统计年份的不到1%攀升至6.2% (虽然绝对数还不是很大).而译自日本的则下降至18.2%,这与民国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民国时期的译书推动了社会政治思潮更加多元化.经过清末西学的翻译出版,西方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陆续传入中国.加上辛亥革命后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国犹如一个规模巨大的思想市场,色彩各异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潮把中国作为试验田,竞相传播,彼此竞争,并付诸实践.每一种西方思潮刚传入中国时都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拥有一批追随者.不同思潮的追随者之间便会产生激烈的论争,如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不同思潮追随者之间的论争进一步刺激了知识分子翻译更多的西学文献,或作为论争的武器,或提供给国人进行比较选择.

这其中,尤其是以陈望道全译本《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来经过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的数次论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赢得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同与信仰.

二、近代中国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意义

从近代以来的翻译出版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关键媒介和窗口.西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时代局限性,对其历史作用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一) 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知识基础和人才基础.现代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形成,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而翻译出版在西学东渐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媒介作用.可以说,没有西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就没有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在翻译西学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和学术人才.通过翻译西学,许多人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在该领域产生了大批学术研究成果.

(二) 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明清之后,中国在科技、军事、医学、农业等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随着大量的西方科技、军事、医学、农业等领域的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在地域广阔的中国得到应用和推广,使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三) 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华文明被世界公认为唯一没有中断、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与外来文化不断地进行交流与融合,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自身文化,使中华文化不断保持创新性和先进性.明清之际,中华文化逐渐陷入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使中华文化失去了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融合进而创新发展的机会.而近代以来的翻译出版,将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华文化,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了一涟漪甚至是漩涡.中华文化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在将传统与现代进行融合,创造性地发展中华文化.翻译出版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激活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 不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翻译西学时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从总体上来看缺乏系统性.而且翻译过来的西学也不全部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甚至有些有悖社会发展的内容.但是这些翻译活动毕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文献被翻译成中文,使处于封闭落后状态的中国人了解到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量文献在中国得到翻译出版,并逐步获得越来越多先进中国人的认同与信仰.所以,20世纪西学东渐不仅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落地生根,提高了国民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深刻认识.

三、对新时代下翻译出版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思考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从近代以来西学翻译出版的历史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进程持续了一百多年,发展到今天,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翻译出版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翻译出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作用,正确处理西学中译与中学西译的关系.一百多年来我们基本是单向地翻译输入西学,中学西译相比西学中译可以说不值一提.但这不能责怪当时的翻译者们,毕竟这是中西方实力的悬殊所决定的.斗转星移,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向西方学习,不再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献.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中国与西方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要继续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要了解外部世界,其他国家也要了解中国,世界各国都需要相互了解,翻译出版就是世界各国相互了解的最重要媒介之一.所以,翻译出版将继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只不过当代的翻译出版是西学中译与中学西译相结合的双向传播过程.当代中国应该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成果,我们不仅要翻译传播中国古代经典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更要把当代中国的先进主流文化翻译传播出去,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尤其要加强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成果的翻译出版工作,深化中外文化学术交流.

其次,新时代下的翻译出版应更加注重系统性、广泛性和多元化,坚持以读者需求为中心.在翻译的语种方面,近代以来翻译出版的主流语种来源,呈现英语→日语→英语的变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后俄语成为翻译的主流语种,改革开放后英语再次独领.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学习外国的重点很明确、集中,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对西学的翻译缺少系统性、多元性.今天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交往日益密切,我们不仅要重视英语的翻译,也要重视法语、俄语、日语、德语乃至西班牙、意大利等语言的翻译;尤其是在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要更加重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小语种的翻译工作.在翻译出版过程中,要重视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可忽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翻译的内容方面,不仅需要继续学习各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而且需要借鉴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不仅要有目的地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文明成果,也要系统性地全面了解世界文明;中学外译不仅要面向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也要面向国外社会的中下层民众,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更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与接受程度,减少文化折扣.在多元化的语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学术出版翻译在选材时就要考虑学术出版产品输出地的读者需求,选择被接受程度更高的出版产品进行翻译.[2]

再次,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创新翻译途径或方式,拓展翻译载体,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效率.在西学东渐的早期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只得采用中西合译的方式翻译西学,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而在当今信息科技时代,语言的限制已经被打破,翻译技术更加先进,出版传播手段更加多样,除了传统的人工翻译和纸质出版,我们也应借助开放便捷的互联网数字出版和最新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将当代中国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更迅速准确地翻译出来,并快捷广泛地传播出去.如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模式———众包翻译(crowdsourcingtranslation),它通过网络自助平台将翻译任务分包给翻译志愿者,从而以更快速、更多样的模式满足特定的翻译需求.

最后,翻译人才培养是关键,要多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从根本上来说,解决翻译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推进全民学外语进程,尤其要使更多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和翻译能力.我们在打开国门促进中外交流的同时,还要发挥网络学习诸如慕课的普及外语教育的作用,为专业翻译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足够大的人口基数.然而,翻译还是一项具有专业性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门槛.所以,翻译工作主要得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翻译人才来完成.当今时代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的专业翻译人才至少应具备以下素质和技能:熟练掌握双语甚至多语能力,文字功底扎实;视野开阔,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易于接受新事物,及时学习掌握新技术.所以,理想的翻译人才应该既懂多种语言、文化和相关专业知识,又掌握最新的翻译技术.进入信息科技时代后,各种信息化的翻译技术和翻译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传统的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工作模式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如何处理人类翻译与人工智能翻译的关系,如何发挥人的智能尤其是判别功能、选择功能,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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