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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面对友情批评
题目里的关键词“友情批评”,是我套用影视剧里的“友情出演”,杜撰出来的一个泛指性概念.它对应的是,多年以来在文艺界屡见不鲜,既有人诟病,也有人青睐的所谓“人情评论”.人情比友情的外延大得多,我只从其中切取出友情来,联系实况正反关照,说一说文艺批评理当具备的品格.
有论者提出,批评家应当具有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不做人情的奴隶,不做私利的同谋.我相信这个说法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并且有其现实针对性.若干年来绝非少数的冠冕堂皇,花枝招展,不乏夸饰点赞或廉价吹捧,独少具体分析和精准判断,以及惯于以文字游戏、“春秋笔法”应景的那些文章,的确大多假人情以行.尤有甚者,也未尝不存在彼此之间的私利交换,衍生出一些“红色批评”.但这究竟还只是一个方面,不应当,也不可能无视或者规避另外一面.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文艺家在一切人中又总归是特别注重讲感情的一类人,在文艺批评中注入人情因素,既有一定必然性,也未注定一概流向那样的陋行乱象.如果不做人情的奴隶,而做人情的主人,并且不让私利间入,人情与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不但可以不相悖,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友情作为人情的一个珍贵品种,但凡有人性的人都不可能避离自外.这其间,至关紧要的不在讲不讲友情,而在讲什么友情和怎样讲友情.《论语·季氏》中记载：“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做益友,不要做损友,这条道德行为准则显然普适于古今,用于文艺批评也有指南价值.益友的三种表现当中,“直”的意思是正直坦荡,“谅”的意思是诚实守信,“多闻”的意思是见多识广,都是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所不可或缺的.前两种表现属于道德行为规范,守住了,遵循了,必有助于增进使命感和担当意识,真正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形成“知人论世”、褒优抑劣的风骨.后一种表现属于知识结构范畴,越见多识广,越有利于比较鉴别,多向切入,分析得益,言必有中.至于损友的三种表现,“便辟”意谓谄媚逢迎,“善柔”意谓口是心非,“便佞”意谓巧言令色,基质和效应都与之正相反.我心目中的“真诚面对友情批评”,基本的意指就在要像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去做,而决不能反向流于“损者三友”.真诚面对友情批评,无论是自己主动对友人及其作品进行批评,还是应友人之请或他人之托,被动对友人及其作品展开批评,中外先贤都有不少可欽可佩的经典实例.如汉末建安年间,曹丕撰《典论·论文》,对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七子”,无论是年先于他还是年后于他,都分别从气质、文体、风格等侧面的优劣长短作出了一语中的、明确无误的点评.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别车杜”时期,别林斯基不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成功与不足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阐释,而且对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也有同样精到的倾情批评.他们都站到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精神制高点上,激扬文字,引领,将文艺批评的天职和要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主观意愿与批判的客观效果高度完美地统一起来,既有益于友人个体和读者群体,也有益于文艺事业和社会历史,功在当代,利泽千秋.作为后之来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向他们学习总是应该的.文艺批评并非我的学术主项.多年来涉足其间,基本是即时性的在场批判,友情批判的比重一直占得相当大.正因此,借用《易传·文言》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之说,认定友情批判的可靠基点和必要前提在于立诚.立诚就是守住真诚的基线,与孔子所说的“直”和“谅”大体一致.以真诚自律,对友人及其作品实施批评,就有了一定底气和分寸.个人的鉴赏水平、表达水平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但凡有所批判,就要对友人及其作品掏出真心,亮明诚意,坚持说真话,说实话,说自以为有所发现、有所裨益的话,尽可能做到有的放矢,言必有中.这其间,也要适度留心到情面,尽可能处理好批判与情面的主从关系,既避免一概不讲情面,只图逞一己之快的酷评恶评,又摒弃碍于情面,实则为虚与委蛇的媚评谀评.凭着践行这一些个人信条,一路走过来,在重庆文艺界的多个门类里,我还真是因之而结交了一批老中青益友,个人也因之而增添了自信.
如梁上泉.他长我十岁,我以兄事之.十八年前,他出版了第27部诗集《不老草》,我应他之命勉力写出了《从〈不老草〉看梁上泉的诗美追求和诗体创新》的万字长文.文中主要是具体分析他的诗美追求和诗体创新取得的成绩,但也不乏尖锐的指责,例如直言他的一些微型小诗“是众人能说的白话,要么缺寄兴,要么少情味,难以收揽入诗苑”.上泉兄看了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还推荐到市外几个地方去发表.2013年底,他集一生之大成,自选自编《梁上泉诗文选》七卷本,又托我为第五第六两卷作序.我依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扬长为主的同时不避揭短.例如第六卷的代序《剧诗品格与公共情怀》,就比较了他的两部歌剧剧本《红云崖》和《大巴山游击队》,既肯定二者“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和价值诉求上”的“同源异流”,又直击后者“情节建构分明现出了相对疏散的致命弱点”,“平铺直叙的线性叙述”还“部分地消解了戏剧所不可或缺的集中性”.他看过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感谢我说了真话,说了实话.七卷本正式出版,果然是一句未改,一字未删.
如隆学义.他同我是同庚挚友.也是十八年前,他据曹禺话剧剧本《原野》改编的川剧剧本《金子》投排试演,一度被斥为不忠实于原著,被迫停演.我主动在文联另组织了一场剧本讨论会,并且以一对五,与指斥者们面对面地据理激辩,后被戏称为“舌战群儒”.当时我将“好处说好”发挥到极致,力挺《金子》把主角从仇虎变为金子,把主题从复仇变为宽容,是一个比原著更有思想价值和审美追求的创新性尝试,即便还有不少缺憾,也应让其修改打磨.当场达成了一些共识,事后更为党政主管官员所采纳,《金子》终于绝处逢生,进而精益求精,取得了如今广为人知的重大荣耀,主演沈铁梅、编剧隆学义和导演胡明克也因之而在全国戏剧界步入一流行列.学义兄曾经比较拒斥批评,谑称为“受审”、“挨斗”,从那以后也渐次转变了态度.他的第十一部剧作方言话剧《河街茶馆》,是他从小坐茶馆,历十二年反复修改磨出来的,2010、2011两年在全国获得了好几个奖,不少人将其与老舍《茶馆》相提并论.2012年5月,我写出《受益于生活受累于生活》一文,在据实说好的同时更加着意据实说坏,通过分析点击了他对“重庆底层市民茶馆的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太熟悉了,太多情了”,乃至滋生出“炫博情结”,导致了一些违离特定戏剧情境的“旁枝斜逸”和“画蛇添足”,所以赶不上《金子》.他欣然接受,许诺再排演时一定沟通导演,把剧中芜杂剔除干净.只可惜,未及达致那一天,这位优秀剧作家骤然与世长辞！我不惮自我吹嘘之嫌,列举出二友四事以为实证,用心不在自证能够心口如一,而是想从中引出三点个人的体悟.其一为,尽管并非所有作家艺术家人品都如梁、隆二兄,不少人只是爱听表扬的话,一些人甚至稍不合意便会翻脸,但真诚乐意听取批评,好听的话、难听的话都听得进,类似梁、隆二兄的作家艺术家终究绝非个别.他们才是批评场域的正能量,有他们及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批评家尽可以心换心,学习曹丕、别林斯基等中外先贤,在文艺批评中始终如一地积极有为.其二为,积极有为的文艺批评,讲究的是针对性和效益性,而不在于怎样的话说得多,怎样的话说得少.只要做到从真诚出发,向实在逼近,那么,自己尽可以不拘一格,他人也不必强求一律.至于其三则是,相似于《金子》的那种批评功效固然是可遇不可求,但无论功效显微速缓,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都对文艺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有时还是引领作用.不管现实的批评环境存在多少可气之处,批评家作为批评主体,都不宜淡漠或消解原本该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也叫做从我做起.
从我个人经验看,友情批评没有封闭性,有充分可能把它扩展到广泛文艺批评中去.在重庆市文委系统,从2008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舞台艺术专家委员会,聘用我和王川平为主任,阳晓和申列荣为副主任,一批舞台艺术领域的专家为成员.我们这批人没有多少个体优势,但形成了集体优势,承担起了审议评判全市各个表演院、团一度创作的特定任务.十年来,我们做到了同心相应,同气相求,不辱使命,敢担责任,始终按照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相结合的原则审议评判任何剧本.无论是全国名家还是本土名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我们都一视同仁,认定剧本说优劣长短,真对真,实打实,一是一,二是二,既不苛责,也不放水.这些年,重庆的川剧、京剧、话剧、歌剧、舞剧、杂技剧和芭蕾舞剧都有不俗的成绩,各方面都认为与此分不开.两年前,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还指定重庆市文委就此总结经验,去做了大会发言.虽然集体审议评判并不等同于个性化的文艺批评,但在求真务实、针对性强、效益性好上,精、气、神终是相通的.同样地从个人经验看,我并不讳言,真诚不是总能够换来真诚,说真话,说实话,也有可能招致匪夷所思的变态反应.五花八门的变态反应,不但可能来自批评的对象,而且还可能来自利益关联方或权力操持者.那不是文艺界特有的痼疾,要根治决非等闲功夫可以做到,即便是减少也尚须时日.尽管如此,一般从来就存在于个别当中,由个别,到局部,再趋近一般,为之努力终是值得的.将其视为一种使命和一种担当,也不算过分.
蓝锡麟,原重庆批评家协会主席.
批评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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