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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野邻避冶冲突的理论流变与学术动态
国外“邻避”冲突研究的
理论流变及学术动态*
孙 涛 丁美文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摘 要： 近年来,各地邻避冲突呈点状式密集爆发,成为影响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的掣肘.要细化对邻避冲突的探究,加强对预防和化解邻避冲突实践的情境分析.相比国内“邻避”冲突的研究,国外起步早,成果也更丰富.目前,发达国家的研究跳出了解决邻避问题的传统思路,提出了“不要建在我家前院（NIMFY）”“后邻避主义”“能见度”等观点,研究视角也有调整,对邻避冲突成因的分析更全面.追踪国外学术动态,对中国邻避冲突的理论创新和对策化解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邻避冲突；冲突管理；后邻避主义；环境决策；不要建在我家前院
邻避冲突产生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邻避设施所产生的效益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但其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的民众来买单,当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抗拒心态和反对行动.[1]邻避设施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变电站、火化场、高速公路等具有负外部性的基础设施等.我国自2007年厦门PX事件引发社会热议后,邻避冲突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频繁爆发,如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四川什邡反对千万吨钼铜冶炼项目等.“邻避”冲突已然成为当下政府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也对消解社会风险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战.邻避冲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一现实情境下,公民权利意识发展、现代科技知识普及与公民环保理念树立交互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较早,邻避事件的出现也早于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外学者已经就邻避冲突的形成原因、作用机理与解决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国外有关邻避冲突的研究仍在向纵深方向持续推进,对国外前沿理论的梳理能够为我国邻避冲突的预防、治理和解决提供最新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一、“邻避”冲突研究的重要理论流变
邻避冲突在发达国家学者的视野中并非新鲜的研究话题,各国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秤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通过多种治理手段创新,在避免与解决邻避冲突的行动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会停滞,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很难根除,因而,国外学者对邻避冲突的理论挖掘与实践研究未曾停滞.带着批判的眼光对既往理论进行审视和反思,国外学者跳出了邻避冲突业已形成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反思、修正与再阐释.
（一）对传统“邻避”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NIMFY”（NOT IN MY FRONT YARD）,可译为“不要建在我家前院”或“不要建在我能看得见的范围内”,这是由希腊学者A. Kontogianni,Ch.Tourkolias等通过对传统邻避理论的逆向研究而提出.[2]他们以艾维亚（希腊）南部地区的风能发电场选址为研究案例,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受访者①进行调查得出结论,在居民可以参与公众协商并且在政府建立有效的选址规划程序的前提下,居民可以接受如风能发电场等这类不具备强烈“邻避”情绪的基础设施在本区域看不见的范围内建设.邻避设施选址与居民的居住区之间不能有直接的视觉接触,故而将该理论称为“NIMFY”,或者“前院综合症”.
传统的“邻避”研究认为公众非理性的自私心理是“邻避”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对传统观念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该理论提出了两个层面的核心观点：第一,强调能见度（visibility）的重要作用.能见度指处于某一生活区内的居民对“邻避”设施能够直接进行视觉接触的地域范围大小.能见度作为解决“邻避”设施所带来的视觉侵扰问题的关键要素,能够缓解“邻避”设施选址与居民之间紧张关系.能见度这一理念的提出,验证了“个体”“后院”等概念是根据被预期的发展能够直接可见的程度而定义的.认识到传统理论对“后院”概念界定的模糊性,该理论重新界定了能见度对“后院”的范围,即传统概念上的“临近”不能被称为后院,只有居民可直接接触的范围内才被称为“后院”.因为能见度与当地的物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参数都密切相关,所以能见度对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具有支配性的影响.第二,区别于传统“邻避”情境下的公众认知与行为,持有“不要建在我家前院”这一态度的居民,往往是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并能掌握许多信息的人,他们并非偏爱搭便车的人,也不是自私和狭隘的利己主义者.在针对如风能发电场这类为生产可再生能源资源（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而建设的基础设施选址决策中,绝大多数公众表示全面支持.只是以此为前提,“邻避”设施附近的居民对（将要或者已经）在非本区域建设的风能发电场的支持率会更高.“对被贴上‘邻避’标签的恐惧,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概念的正面道德标准都可能使许多受访者的答复‘丰富多彩’.[3]”
上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批判“邻避”冲突源于居民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是居民公共理性缺失的产物,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而对社会公众“邻避”行为的评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相比之下,“NIMFY”理论代表了与之相悖的观点：在可持续发展型能源设施的选址中,公众体现了更强烈的牺牲精神.虽然“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给附近居民带来心理、健康、房产贬值等一系列可见的或潜在的利益受损风险,“对于风能类基础设施的公众接受度类似于‘U’型曲线,通常公众在设施建设阶段被观察到,但一段时间过后,接受度就会增加.[4]”这种更为高尚的公共利益取向反应了社会公众价值观的转变,同时体现了环境公平意识已经上升到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层面,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保护不再是小部分人的义务,其正在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二）“后邻避主义”思潮的形成
20世纪末,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与“邻避”冲突爆发的升级,国外学者重新审视既有“邻避”研究的普适性问题.北美、法国和西班牙学者对“邻避”理论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邻避”理论研究与“邻避”冲突实践的脱节.大量的理论框架并不能有效指导具体的案例分析,核心理论内容的普适性与解释力不强,“邻避”理论的丰富完善并没有对化解“邻避”冲突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其二,对“邻避”冲突的发展过程缺乏动态性的、发展式的理解视角.通常情况下,“邻避”冲突过程被认为是单一的,冲突随着公众反抗行为的结束而结束.据此,北美、法国和西班牙学者指出,“邻避”冲突的发展是一个持久而动态的过程,存在着特点鲜明的两个阶段,故而提出“邻避”两阶段论.[5][6][7]
他们认为,“邻避”冲突存在两个可被识别的阶段：第一阶段为“邻避时刻”,此阶段内冲突猛烈爆发,公众持有明显的回应式态度.其形成机理是地方主义者对物质利益和利益受损公众的维护,以及一些充当“催化剂”的行动；第二阶段“邻避”冲突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运动,问题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强.在这一阶段,“邻避”主体的覆盖范围变得更广泛,除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外,也包括社会中其他成员,“邻避”冲突参与者已不仅仅局限于“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群.[8]公众被动回应式的态度开始转变,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预防式措施,这是源于对集体价值观的维护.
21世纪初,在对上述学者关于“邻避”理论质疑以及对“邻避”冲突演变两个阶段重新认知的基础上,西班牙学者Pere Suau-Sanche等提出“后邻避主义”思想,英文为“Post-NIMBY”（Post-Not In My Back Yard）.以巴塞罗那机场周边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该观点指出,各利益主体之间信任缺失、噪音出现的不可预测性、公众表达机会欠缺和难于获取政府决策的信息,都会加剧机场附近居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境下,社区居民的回应会进入“后邻避”主义阶段,主动的参与式态度会代替被动的回应式逃避.机场周边的公众作为利益相关方,能采取更为积极活跃的方式和渠道,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加入到决策过程中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向决策者呐喊并与之“讨价还价”.[9]正因为与传统邻避行为的行动反差,并且对居民话语权利及话语表达的强调和重视,据此提出“后邻避主义”的理论建构.
纵观各地“邻避”冲突的爆发原因以及过程,矛盾的激化主要集中在公众与政府之间不对等的地位上.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公众应在“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中拥有与政府平等的参与决策权.实际却不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掌控绝对的核心信息和决策话语权,继而将公众排除在整个“邻避”设施的规划决策之外.公众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只能被动接受政府最终做出的政策选择.“后邻避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公众开始主动寻求改变,诉诸实际行动以“自救”,这不仅是公民维权意识的体现,也对政府决策的化改革形成外部压力,倒逼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制度化、体制化改革.
（三）对“邻避”一词解释力的批判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对可再生能源资源（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推行力度的加强,在可再生能源设施选址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邻避”冲突事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Wolsink、Devine-Wright等学者重新诠释了“邻避”一词的内涵,对其进行了修正性的学理解读,从四个角度对传统邻避概念进行了深刻而辩证的批判.
第一,此前近十年对邻避的研究已经表明,距离上的临近和房地产贬值作为传统“邻避”理论的两个假设,其合理性被逐渐削弱.首先,距离上的临近假设是“邻避”理论最根本的支持因素,“规则很简单,居民离‘邻避’设施越近,就有越大的可能性反对该设施的修建”.[10]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风力涡轮机距离居民生活区越近,居民对风能发电厂选址决策的方案反而更为积极.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也不是一个确定的主张,能确定距离上的临近是“邻避”冲突的主要基础.在实际规划中已证实,邻避理论缺乏实践的检验和验证.[11][12][13]其次,房地产贬值的假设被认为是居民想要“保护他们地盘”的最初动机[14],他们首要考虑的是“邻避”设施会对财产价值造成威胁.但研究发现表明,无论是风能设施的建设与否及其选址距离都不会对该地房地产的销售产生影响.[15]第二,“邻避”概念不能刻画风能发电厂选址决策中社会态度和价值偏好的复杂性及多样性.[16] Maarten Wolsink指出,在针对可再生能源资源（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设施的选址和建设中,学术潮流是废除对传统“邻避”的认知,对邻避理论进行后现代的解读与重构.[17]第三,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邻避”理论并没有进行反思,反而成为一种不断被重现和强化的思维模式.既有趋势是将公众反对所有邻避设施修建的行为统称作“邻避”,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18]这一解释强化了现有冲突的恶性循环,减缓了可持续能源资源的推行速度.第四,“邻避”概念只是政府人员和专家学者为推脱责任而故意编造的借口.运用“邻避”理念对可再生能源计划遭致公众反对进行解释,籍此避免重新考量和审视制度化的因素.因此,“邻避”一词对公众和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的现状并不存在合理有效的解释力.
基于对传统“邻避”概念解释的批判及对当前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设施选址的研究,国外学者认为,制度化的路径依赖是新的社会技术系统（如风能）推广和政府环境决策受阻及“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广泛存在于政府机构与社会各领域中的制度化约束已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导致行动者采取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以符合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程序的要求,同时会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不可接受性.故而持续不断地创新,改变政府组织既有的路径依赖模式,才是克服可持续能源推行困境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邻避”问题研究视域与方法的转变
对“邻避”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已经形成相对成型且系统的研究架构.就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来看,早期“邻避”冲突多爆发在基础设施的选址决策领域,学者对“邻避”问题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进入21世纪,“邻避”冲突现象在可再生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呈点状式爆发,而国外学者对“邻避”问题的研究视角也日趋多元化,研究方法也出现定性向定量的转变.现阶段,国内对“邻避”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持续发展阶段,欧美学者对邻避研究的系统化成果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文梳理了2010-2015年之间,欧美与我国学者有关“邻避”问题的主要研究情况（表1所示）,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对“邻避”问题研究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转变,研究视角的广泛化与多元化成为学界主流.欧美对“邻避” 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典型、具有强烈负外部性的基础设施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邻避”研究对象逐渐多样化,如从垃圾焚烧发电厂等扩展到转基因商业农作物的种植、针管分销服务场所的选址、飞机场的选址以及休闲设施的修建等领域.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如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一系列为生产清洁能源而建造的设施选址所出现的“邻避”问题.“（环境冲突中）垃圾填埋等在过去的15年内持续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数量随时间增加,关于建立无污染的能源产业的抗争从1999年开始出现,休闲设施（如高尔夫球场、滑雪场）和住宅开发区的争论从2003年开始流行起来.[19]”可以看出,欧美学者对“邻避”问题的研究视角更为广阔,在每一领域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化,努力揭示出个案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相比之下,我国“邻避”冲突的研究有待细化、深化和具体化.
第二,研究方法从规范向实证转变,更为多样化.欧美学者擅长实证分析,包括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搜集数据,以及对数据的统计分析.例如,Byung Duk Song等采取线性和非线性的整数规划数学模型分析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分配[20]：最远的距离限制和最近的分配限制,使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过程能够实现最小化的“邻避”程度.相比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使用更广泛,其方法主要有：（1）个案分析法：Ting Liu 和 Yung Yau分析了香港屯门土地开发项目背景以及进展过程,构建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案例进行探讨,从而对香港“邻避”设施选址问题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21]（2）焦点访谈法：多数研究通过设置研究中心小组进行面对面访谈,以获取“邻避”设施附近居民和相关利益主体的真实动机和态度,填补定量分析的不足.（3）案例研究法：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得出相似案例的共性,为研究提供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如Anna Drazkiewicz 等人以德国四个地区的案例为对象,通过交叉比较分析得出在公众参与和地区环境规划中,影响决策质量和执行的因素.[22]
三、对“邻避”冲突形成原因的再审视
此前研究成果已对邻避冲突爆发的作用机理有所认知,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国外学者对邻避冲突成因进行了经验反思和重新审视,对“邻避”冲突成因的二次评判与剖析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打破了公民意识和公共理性的局限性,认为公众偏见是导致“邻避”冲突不断升级的导火索.公众偏见强调居民本身认知的局限性及对“邻避”设施价值评判的曲解.公众偏见率先体现为公众对自身群体性活动的认知存在着片面性.对于新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公众会过度估计和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数.与支持该项目的人相比,认为项目具有高风险性的人群更容易达成统一的虚假的偏见,这就是所谓的“虚假共识效应”.[23]随着这一“虚假共识效应”的出现,催生了公众的升级,提高了矛盾激化的风险,导致争端难以解决.富有争议的是,活动并没有形成同质群体,尤其是当的“去地域化”情形发生时,对“邻避”设施持反对态度的群体甚至持有相矛盾的立场.[24]此外,公众反对“邻避”的动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动机以体现所谓的公共意识.[25]同时,公众偏见也体现在公众对“邻避”设施外部性的非理性评估方面.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反感更多的是源于情绪刺激和心理恐惧而不是科学依据.[26]在这种情况下,“邻避”设施的未知风险会被放大,对“邻避”设施外部性的审视将会被公众情绪所左右.
第二,政治的推进与环境保护的诉求对政府决策形成倒逼,公众参与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邻避”设施的规划决策过程因长期公众参与的不足而广为诟病,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诉求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目前,香港关于“邻避”设施的选址决策采取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维护”方式,将公众咨询和社会影响排除在外,不仅引起当地居民的激烈,也遭到政府官员、专家和环保人士的反对.[27]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愈加复杂化,科学的说服和补偿已很难解决问题,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态度不再是要求项目停建,而是上升到诉诸全民公决进行选址决策的地步.[28]尽管公众参与的过程看起来费时费力,但从长远来看,公众参与对化解“邻避”冲突具有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29]
第三,制度设计的扭曲和制度资本的低效,使“邻避”冲突紧张局势升级.制度因素作为一系列环境决策过程的基础,其重要性在所有与环境相关的决策中都会得到体现,良好的制度因素对“邻避”设施决策中公众接受度有积极作用.制度设计的真空导致冲突恶性循环,扭曲公众咨询,使决策者缺乏企业家精神,新兴的协作治理模式会被压制,“邻避”冲突的解决陷入困境.[30]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邻避”设施的成功修建依赖于三个维度上制度资本的建立：即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31]这三个维度为规划提供了一种协同的方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选址过程中,这一协同方式比自上而下的决策更为有效.因此,有必要遏制政府部门对资源的垄断权,充分获悉社会态度,克服“邻避”设施选址中的信息排斥问题,着眼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第四,政府信息的封闭性与寻租的社会现实不断强化公众的抵触情绪,触碰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底线.信息不对称使得只有政府决策者才能得到核心信息,“邻避”设施的受众被排除在信息之外.然而,公众一旦从网络、传媒等渠道获得所谓的“外显知识”时,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态势会被加剧.[32]在可持续能源基础设施的选址过程中,信息同样被认为是与信任相关的关键因素.为保证居民可被及时告知项目信息以及预期影响,建立一种信息系统有很大的必要性.[33]同时,政府的信任危机还源于权力寻租,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导致企业的私人利益被隐藏在伪装的环保旗帜之下.[34]Aitken指出,信任作为基础设施能够成功建设的关键因素,应当在公众和政府之间双向流动.公众应该增加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政府决策人员应该相信公众意见存在一定的合理有效性,并且对建设一个开放的参与系统持积极态度.[35]
最后,居民地区依附感的强弱对“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全新阐释.地区依附感作为解释“邻避”冲突的新概念,主张“邻避”冲突的爆发是居民对该居住区的情感依赖,而不是基于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等原因.Devine-Wright等认为,公众对某一地区依附感的破裂可为该地区反对“邻避”设施做出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地区依附感的变化一定会导致“邻避”冲突.[36]公众参与地区行动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依附感的强弱决定的.[37]对某地具有强烈情感依附的个体更容易导致对“邻避”设施的消极看法和反对行为.[38]
四、对国内化解“邻避”问题的经验借鉴
通过对国外研究的梳理看出,对“邻避”冲突的分析更深入,研究视角更为多元,研究手段多样化,研究目的以问题为导向.这些研究为我国化解“邻避”冲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第一,前沿理论的出现打破了固有“邻避”研究的框架约束,批判性成果为“邻避”困境寻求崭新的突围之路.“不要建在我家前院（NIMFY）”理论的提出,意味着“能见度”对化解“邻避”矛盾具有重要作用.能见度理论提示在邻避设施选址决策和邻避冲突预防解决的研究中,应关注居民对邻避设施的可视程度,分类型探讨公众对设施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同时,在对“邻避”问题的研究中,可以从“邻避”设施的选址距离、设施性质、具体功能等方面切入,以减少设施建设中的阻力,提升公众对决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后邻避主义（Post-NIMBY）”理论指出了既有研究对“邻避”冲突爆发过程的认知局限,“邻避”冲突的发生过程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反抗—压制—停建的单一阶段,而是一个公众会在后期采取积极参与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目前,我国对“邻避”冲突过程的理解需要更为动态和积极的眼光,冲突解决的事后控制应当成为政府的主要治理手段,要强化对冲突的预防和治理的前瞻性预判.事实证明,2007年厦门PX事件出现后,在近七年时间里,各地相继爆发了多起反对PX项目建设的冲突行为,说明事后控制并不能有效解决“邻避”冲突的传染和扩散.欧美学者研究表明,“邻避”冲突的有效化解得益于认识到第二阶段中公众话语有效表达的重要性.因此,将公众参与提升至事前预防可以有效化解冲突升级和持续扩散的问题,变事后控制为更加理想的事前控制.
第二,强化制度控制,修正制度体系,对“邻避”冲突的化解最终将诉诸于制度完善.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可对“邻避”冲突做出根本性的解释.国内对“邻避”问题的解析更关注“邻避”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政治环境背景的变化及公民意识的觉醒等方面.如学者王佃利等探析邻避问题的内在属性[40]；何艳玲强调“中国式邻避冲突”产生的政治背景是单位制的式微和社区运动的兴起[41]；管在高认为直接原因是房产贬值、环境污染风险等因素,而本质原因是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及基层政府的权威削弱[42]；张乐等认为,在风险弥散的特定情况下,个体、企业和政府趋向于选择被动——模仿式的社会学习方式,是应对“邻避”压力的现实考量[43].相比于这些观点,西方学者对“邻避”问题的分析更强调制度因素的根本解释力,国内未来研究也应多关注这一层面.此外,国外研究显示“邻避”冲突的产生更多是制度扭曲的结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会直接将公众参与排除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现状,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导致“邻避”冲突循环出现.而公正透明的决策过程,如协商决策、信息反馈、直接对话等,能带来更高的社会认可和接受度,是对“决策—宣布—抵制”模式和“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认知的反思与超越.[44]在唯GDP论的政绩导向下,追求地方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案例不胜枚举,致使环境的件爆发在所难免.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将公共利益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对制度体系进行修正与重构,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应是我国治理“邻避”冲突的重中之重.
第三,国外“邻避”研究视域的调整,为我国突破“邻避”研究瓶颈提供了经验借鉴.近三十年来,国外对“邻避”冲突的认知上升到更成熟的地步,其理论成果已对实践起到有效的指导性作用.从研究对象来看,我国对邻避问题的关注点仍较宏观,对具体领域的邻避设施建设研究较为薄弱.发达国家对邻避问题的关注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其对邻避设施的关注扩展到了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就研究方法来说,下一步研究既要重现对理论的青睐,也要善于对邻避冲突进行解读,将“邻避”冲突现象置于我国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相交织的视野下,寻求冲突发生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公共治理解决之道.同时,注重实证分析,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分类归总,尝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注释：
① 希腊学者A. Kontogianni,Ch.Tourkolias在2001年希腊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按照分层抽样原则,随机抽取的希腊艾维亚南部地区的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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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Study on "Not-in-My-Back-Yard" Crisis
Sun Tao / Ding Meiwen
Abstract: Recently, "not-in-my-back-yard" (NIMBY) crisis erupted intensively in lots of places in China, which affected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cred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the study of NIMBY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s of preventing and solving NIMBY crisis. In recent years, new ideas such as "not-in-my-front-yard", "post-NIMBY" and "visibility" were propos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oreover,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lso adjusted to some new directions. It is meaningful to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NIMBY and solving relevant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
Keywords: "Not-in-My-Back-Yard" Crisis; Crisis Management; Post-"Not-in-My-Back-Yar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Not-in-My-Front-Yard
研究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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